9月24日，國家行政學院“治理通脹課題組”公開建議，國家應“對中等收入階層，特別是依靠工薪收入的人員降低所得稅；對低收入階層發放消費券補貼”。
種種跡象顯示，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下，中國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俗稱“個稅起征點”）進一步上調正在成為共識。
個稅改革顯然不止于此：從分類征收模式走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模式，以家庭為單位綜合扣除，降低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減少累進級距，降低最高稅率……個稅改革的思路已日漸清晰。
但是，宏觀經濟學者和財稅專家都指出：個稅充分發揮收入分配調節功能的一大前提，是實現初次分配公平正義，這應成為國家更大的著力點。
個稅起征點調整：與CPI聯動？
此前在上海舉辦的“首屆高層稅務論壇”上，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中國總會計師協會主任楊崇春則提出，可以考慮3000元起征個稅。
在此之前，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撰文指出，要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調高工資薪金所得減除費用標準，減輕低收入者負擔，加強對高收入者稅收征管，強化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全國人大財經委經濟室也提出“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建議。
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安體富認為，征稅的背后都包含有立法精神在里面，“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不能影響人們的最低消費”。
宏觀經濟學家、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分析認為，全球、中國宏觀經濟下行態勢已經十分明顯的情況下，伴隨著仍然偏高的通脹壓力和宏觀經濟增長動力的減弱，有必要整體上降低稅收負擔，而在國內消費長期不足的大背景下，尤其要盡量減輕社會公眾個人所得稅方面的稅負。
“個稅占中國稅收收入比重比較小，只有7%左右，進一步調高這個扣除標準，對稅收不會有很大影響，但可以直接對消費產生刺激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對記者說。
然而，個稅起征點再度上調，該調到2500元、3000元、4000元或者更高？標準何在？
“無論定到一個什么位置，都是有人贊成有人不贊成。”這是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孫鋼一貫的觀點。在孫鋼看來，更合理的調整應該是指數化，即按照每年的物價水平通脹情況進行調整，應該構建一套與CPI掛鉤的指數機制。
消費率仍有可能進一步下滑
國家行政學院“治理通脹課題組”指出，目前社會保障的缺失和居民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決定了消費持續增長的局限性。
生產大國、消費小國，經濟蛋糕做大，國民享用的份額卻在不斷縮小，是中國當下宏觀經濟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征，國民消費率的變化清晰表現出這一點。
1978年，中國的消費率是62.1%，而到了2007年，這一比率已經下降為49%，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亞洲國家平均水平。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則預判，2008年全年消費率仍有可能進一步下滑。
劉尚希指出，消費率低意味著，從短期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弱，勢必導致內外經濟失衡；從長期看，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和社會資本積累慢，發展后勁不足。
國家行政學院“治理通脹課題組”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當利用積累雄厚的財政力量，集中財力在改善民生和拉動消費方面做幾件大事。
主要包括：較大幅度地改善社會福利，停征利息所得稅；對中等收入階層，特別是依靠工薪收入的人員降低所得稅；對低收入階層發放消費券補貼；讓低保戶、領取失業救濟等低收入群體直接用消費券領取實物。同時，應該明顯放松對服務業的管制，鼓勵和創造就業機會。
個稅改革方案：收入分配再調整
上述專家學者的一個共識是，對個稅起征點的上調，僅僅是一種收入分配上的調整，而并不是制度上的改革。事實上，以強化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為指向標，個稅改革的思路與方向，各方面已經基本達成共識。
按照中投公司董事長、財政部原常務副部長樓繼偉的說法，中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既定目標是，“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進一步規范和拓寬稅基，合理調整稅率和級距，適當降低工薪所得稅負水平。同時，建立起一套科學高效的征管體系。”
從征收模式上說，目前國際上存在著三種主要形式：分類征收，綜合征收，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征收。而中國之所以選擇最后一種，源自中國特有的國情。
在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一般為30%~50%，發展中國家也達到8%~12%。而在中國，個稅近年來飛速增長，但至今仍然僅占稅收總收入的7%左右。
理論上講，個人所得稅具有籌集財政收入和對收入分配狀況進行調節兩大功能，而過低的比重使得個稅的后一個功能在中國難以發揮。
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家庭的贍養人口支出、教育支出、保險支出、住房支出等，都被列入了個人所得稅的稅前扣除之列。
“同樣是月收入5000元，但有些人是單身，有些人則要養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這差距就大了?！卑搀w富教授說。而在中國，由于征管水平的限制，事實上的稅基不透明，缺少一個很好的納稅人收入管理系統，工薪階層由于收入單一、實行代扣代繳方便，成了實際上最主要的納稅人。
安體富指出，中國應該實行真正的儲蓄實名制，加強對現金的管理，同時將銀行、各種金融機構間實現聯網?！耙坏┻@樣，個人收入就可以明白知曉，高收入階層所得稅恐怕就會翻番往上漲了，而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功能也將會真正得到發揮?！?/p>
初次分配改革：根本的解決之道
然而對個稅起征點再度調高，亦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目前消費率過低、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
楊志勇舉例說，高收入者畢竟是少數人群，消費傾向會邊際遞減，消費率不高；而更多人的收入偏低，不可能帶來更多消費，同時，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也制約了社會消費意愿和能力。
宏觀經濟學家袁鋼明也認為，個稅的調整和改革，實際上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應該是進一步推進初次分配的合理性。
他指出，西方國家，職工收入占企業收入比重普遍達到60%以上，而目前中國企業中職工收入所占比重過低，多數企業在40%左右，有些企業甚至僅有20%?！俺醮畏峙渚筒缓侠?，二次分配中個稅的調節作用顯然會大打折扣?！痹撁髡f。
劉尚希則提出，提高消費率，要從改善收入分配入手，提高新的“兩個比重”（即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這可以通過加大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力度、完善稅制結構等手段來實現。
同時，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通過擴大公共服務來擴增公共消費，比如就業培訓、公共衛生與基本醫療、低保、失業救濟和養老保障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