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之職十五年，此次剛剛卸任，但依然對即將召開的兩會非常關心，他在接受本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希望在新一屆政協中也能多聽到諤諤之音。在政協臨別時我曾經對大家說，“我們政協要多反映不同的聲音。政協不要趕風頭，不要說一面的話，不能什么風頭來了說什么話。”
因為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觀點鮮明的提出意見，吳敬璉曾在公眾票選的幾屆中國經濟年度人物中折桂，并被喜愛他的人稱為“中國經濟界的良心”。
近年來，吳敬璉曾因提出春運票價應上浮、征收燃油稅等觀點，令自己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上。有人曾提醒吳敬璉不要發表明知會挨罵的征收燃油稅的意見，那時還是政協委員的吳說，“怕挨罵就不要當政協委員”。
他希望，社會大環境中也能形成一種冷靜的討論氣氛，允許百家爭鳴。他認為，經濟學家所秉持的原則應是思想自由、學術獨立。所謂“三個經濟學家會有五種觀點”是正常的，輿論一律只能扼殺學術創新。
吳敬璉說，“理末易明，善末易察。”“很多問題的現象和本質是不一致的，群眾的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也是不一致的。”他說，“有些情況，像多發鈔票，從短期看是對百姓有好處的，從中長期看卻是有害的。只有提倡理性思考、相互切磋，才能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和全面，提出的解決辦法也會更加有效”。
對于當前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的形勢，吳敬璉的判斷是，“世界經濟轉向下行趨勢，長期景氣不再。我擔心有著不少內在缺陷的中國經濟系統如果不能強身健體的話，外界有個小的波動就會受不了。”
吳的擔心不無道理。他曾一再引用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開篇名言，形容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兩頭冒尖”的狀況——成就巨大，但是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對于當前中國出現的消費物價指數快速上升以及房地產、股票、收藏品等資產泡沫的問題，吳敬璉認為，這主要是由內、外兩個方面的失衡引起的。內部失衡主要表現為，過度投資而消費不足。外部失衡主要表為，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外匯存底的大量增加。
從二00三年底開始，包括吳敬璉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就觀察到，由于采取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中國經濟出現了政府主導的投資過熱。二00六年，他們又提出，如果不及時調整出口導向政策和進行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勢必造成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導致消費物價和資產價格膨脹，威脅金融體系的穩定。所有這些，都屬于“曲突徙薪”之論。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學家們也進行過一次關于經濟是否過熱的爭論。有人問吳敬璉他是“過熱派”還是“不熱派”，吳回答說，“我是曲突徙薪派。”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賓”。在成語故事里，那些防患未然的意見易被忽略。吳敬璉說，“我不在乎什么受賞。我只希望能及時解決問題。”
在自己的預言“不幸而言中”后，吳敬璉再次強調為中國經濟去“火”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推進改革，尤其是執政方式的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
吳敬璉認為，黨政領導機關最重要的職能應當是要努力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他贊成一些經濟學家說的，對好政府有兩個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有限”是指政府應當專注于提供公共產品，而不應當是“全能”的。應當給市場提供秩序，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其他條件，而不應當去處理微觀經濟事務，更不應當在市場上有自己的利益。“有效”是指政府工作人員應當廉潔奉公，辦事有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公共產品。
對于政府最近對一些商品的價格采取管制措施，吳敬璉有自己的顧慮，希望它不會變成長期性的。市場經濟的價格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價格總水平不能大起大落，這樣才能保持宏觀經濟和人民生活的穩定；另一方面，個別商品的價格必須充分靈活，這樣才能談得上市場調節。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原因是貨幣過量發行，所以“政府要保證物價總水平的穩定，辦法只能是控制貨幣發行”。他認為，物價并不是僅靠限制就能限制得住的。而且，一旦把價格管住了，市場就難以發揮作用，經濟結構就難以優化。這將導致中國現階段的很多經濟問題根本解決的困難。
結束十五載政協委員任期后，吳敬璉表示，他今后最好淡出媒體視野，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但自己還是會在其它場合去說，把他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和理解，系統地發表出來。
說起過往的毀譽，這位現年七十八的長者一語帶過——“我現在還是曲突徙薪派。”
吳敬璉的女兒曾希望父親能在退休后重拾年輕時的愛好——木匠。不過，這位女兒后來也說，怕就怕父親的使命感和危機感使他不能放松，猶如舞蹈者永遠也脫不下來的“舞鞋”，纏綁在父親腳上，鞭策著他，一直會認真地“舞”下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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