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的“公司治理與國企改制論壇”上，經過郎咸平、黃奇帆和尹家緒三位著名人士的激辯、爭執，與會人士發現，國企改革并非無解。
郎咸平認為，“今天真正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是我們整個國家缺乏一個法人治理結構，我們整個國家都是一群沒有信托責任的人。”他說，在一個沒有信托責任的社會里，私有化照樣無濟于事，“哪個民營企業家敢把經營權、財務權交給一個根本不認識和不熟悉的經理人來運作？”
“這個時候我們政府的力量非常重要”，郎咸平引用了美國的經驗：美國從1890年開始到1932年，是美國的大政府時代，創建了法制化的思維。職業經理人如果沒有信托責任，就必定會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所以要想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全國老百姓和民營企業家的資產，就必須要嚴刑峻法，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信托責任。當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信托責任問題解決了，國企改革也就會迎刃而解。
尹家緒對郎咸平的看法是有保留的，“恕我直言，郎教授你的理論是對的，但是在企業運作的具體過程中，有些還不夠，所以引起了別人跟你爭論。我認為如果你真正解剖一個大的國有企業，把它解剖好了，你的這些理論知識，可能在中國大陸還會引起更多的討論，到時也許擁護你的、贊成你理論的人會更多。”他認為，國有企業經營者形成貪婪思維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職業經理人的激勵機制。應該通過薪酬激勵、企業內部的人才成長激勵平臺等等措施來留住人。有了機制后，就需要經營管理者的智慧。
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以證券市場為例解釋政府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重要：現在我國100多個券商幾乎都虧損。如果說三家五家虧，可以認為是券商自身的問題，如果都虧，就不能怪他們了：“如果這個社會職業經理人普遍沒有道德規范的話，那不是職業經理人的素質問題，而是社會環境和制度建設沒到位的問題。”
“我如果是老板，我出了100塊錢交給‘放牛娃’變成了1個億資產，我可以說這1個億都是我老板的。但這個‘放牛娃’也有巨大的功勞。如果老板一分錢都不給他，或者說還是一年給他10萬塊人民幣，那么這些經理要么都走掉，要么就來盜竊。所以必須要功過分明給‘放牛娃’某種激勵。但這個激勵并不是讓‘放牛娃’變成老板，讓‘放牛娃’來挑戰老板和瓜分老板的財產，應該給予‘放牛娃’合理、等價的激勵。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現在中國市場經濟環境中，對國有企業的經理人激勵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童辰 蘇培科)
《中國經濟時報》 2005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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