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臺北故宮博物院外景。
另一個故宮，在臺北。
1948年12月22日，南京下關碼頭，中鼎號軍艦辟開兇險的海路，四天后，712箱文物到了基隆港。此后，海滬號國寶3502箱，昆侖艦1248箱，陸續漂洋過海。集體大遷徙的65萬件文物大都來自北京故宮。抗日戰爭期間，為避戰火，它們曾被迫南遷，之后到了南京后又“馬不停蹄”遷往臺灣安家。這是人類戰爭史上、文化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文物大遷徙。自此，海峽兩岸，一宮兩院。
今天的臺北已不再遙遠，有關臺北故宮的人和事卻依舊在歷史的煙塵中。現存銘文最長的青銅器毛公鼎、三希之首的《快雪時晴帖》、范寬的《溪山行旅圖》……它們，整整60年的相隔，成了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為了揭開塵封已久的那段歷史，紀錄片《故宮》總導演周兵和他的團隊再次打造了《臺北故宮》，本報也回訪當年的當事人和相關學者，還原出這些國寶的故事。不同文物門類的頂級國寶的身世、流轉及臺北故事都將得到解密，毛公鼎的離奇收藏史，汝瓷中的天青無紋橢圓水仙盆與粉青蓮花式溫碗的“爭鋒”，“三希”《快雪時晴帖》與《中秋帖》、《伯遠帖》的隔岸相望……這些國寶自身的“講述”，講述的是一個鮮活的文明傳承史———是誰創造了歷史，又是誰讓歷史延續，薪火相傳。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凈重34705克。其鼎口呈仰天勢，半球狀深腹，垂地三足皆作獸蹄，口沿豎立一對壯碩的鼎耳。文物界公認此物系西周晚期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1年)時的一件重器，因其鼎腹內鑄有32行關于“冊命”毛公瘖的銘文，故名“毛公鼎”。
497字銘文奠定國寶地位
1843年，道光23年，陜西岐山的莊白村出土了一件西周重器毛公鼎。這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時代的，有著2800年的歷史。
故宮博物院青銅器研究專家丁孟介紹說，中國自漢代以來對銅器就極為重視，到了乾隆更是對金石學進行了大力度的推動，當時的官宦階層對青銅器都極為重視。毛公鼎出土時無破無損、極為完整，更可貴的是鼎內腹部的字數極多，有32行、共497個字的銘文(也有說法認為是499個字)。
迄今為止，毛公鼎是銘文最多的重器，自然便成了稀世瑰寶。要知道，當時的青銅器不但以質地、古舊程度論價，而且還按照銘文的字數加價，一個字可以加一兩黃金。
咸豐二年，即1852年，清朝翰林院編修、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從一戶姓蘇的人家買到毛公鼎。陳介祺收藏的文物，大都樂于公睹于世，印成目錄，昭示天下，唯有對毛公鼎，始終深鎖秘藏，秘不示人。
此后，隨著滿清王朝的徹底覆滅，毛公鼎被抵押在俄國人于天津開辦的華俄道勝銀行。1920年，美、日列強商賈都垂涎毛公鼎，欲出巨款秘購。消息被時任北京政府交通總長的葉恭綽得知，葉迅速和其他兩人籌資3萬元，將鼎從道勝銀行贖獲。葉恭綽將毛公鼎秘藏于上海的寓所“懿園”。
抗戰爆發后，蘇皖一帶很快就被日本人所占領。為查訪毛公鼎的下落，日本憲兵隊到處搜尋，鬧得雞犬不寧。
住在香港的葉恭綽萬分焦急，他委托友人設法仿造了一只銅鼎，交到日本憲兵隊。而真正的毛公鼎則偷運出上海，秘密帶往香港。
后來，上海富商陳詠仁表示愿意以300兩黃金買下寶鼎，并同意葉恭綽的約法三章，承諾勝利之后一定捐獻國家。1946年，寶鼎被捐獻給了當時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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