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語學社除了提供外語教材，還把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李漢俊翻譯(新青年社出版)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陳望道翻譯(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作為必讀書籍。據《周伯棣自傳》記述，盡管經費極困難，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們的幫助下，這里籌建了圖書室，“開辦時，還靠沈雁冰捐了80元稿費才成立”。在授課老師中，教俄文的是楊明齋、庫茲涅佐娃(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的夫人)；教法文、日文、英文的分別是李漢俊、李達、袁振英，均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后庫茲涅佐娃隨丈夫回國，又聘老同盟會員王維祺之女王元齡(也是張作霖派駐蘇俄公使李家鰲之外甥女，哈爾濱中東鐵路公司女子商務學校畢業)教俄文，據《王元齡回憶外國語學社的情況》稱:“我是1920年夏季從哈爾濱畢業的，7月份回上海。冬天楊明齋同志到我的地方來接洽。過了陰歷年約2月份初春，我到這里來教書，未到大熱天約陰歷5月份就結束。”劉少奇和任弼時、蕭勁光等都被安排在俄文班，他總是上課仔細聽講，課余用功溫習。學員們一般半天上課、半天自修或做工，并經常進行政治學習，在每周參加一次報告會或演講會。
外國語學社也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開展革命活動的場所，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此吸收了20余名新團員。包惠僧的《黨的“一大”前后》提到:“當時黨的一些公開的或半公開的集會，如: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紀念會，紀念五一勞動節、馬克思誕辰、三八婦女節等集會都是在這里舉行。”劉少奇和學員們一道，積極參加了各種革命活動；而且，曾深入到工廠，了解工人群眾的疾苦，幫助建立基層工會組織。
劉少奇在外國語學社期間，經常抽空閱讀《新青年》雜志、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等，還借助詞典為楊明齋主持的華俄通訊社翻譯、校對文稿，配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的《勞動界》周刊做收發、進行繕寫。更可貴的是，他一直如饑似渴地學習《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所以，蕭勁光的《憶早期赴蘇學習時的少奇同志》在談外國語學社時說:“少奇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閑聊天，也不隨便上街。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見他的時候，多時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
1921年春，劉少奇和任弼時、蕭勁光等20余名學員先后離開外國語學社，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中國班學習。同年冬，他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并擔任東方大學中共旅莫支部委員。
由此可見，劉少奇早年是在外國語學社完成了思想上最重要的轉化，確立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踏上了革命道路；而這里新型的半工半讀的學習方式，也為他在建國后提出“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
朱少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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