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會上，山東濟寧斥巨資打造“中華文化標志城”的消息一經披露，即遭到上百名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反對。反對者認為，項目投資300億元耗資巨大，有文化造假、文化浮夸之嫌，會對“國庫”造成嚴重浪費。
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系“中華文化標志城”戰略規劃設計首席專家。昨日，葛劍雄接受本報記者采訪，闡釋了他對該項目的參與和理解。
接到任務是“怎樣建”
新京報：作為“中華文化標志城”戰略規劃設計首席專家，你如何看待上百名政協委員還有社會上的反對意見？
葛劍雄(以下簡稱葛)：前幾天，有人在報紙上就“中華文化標志城”一事對我提出批評，我未予理會，因為我覺得作者不了解情況，文不對題。但這幾天“中華文化標志城”成了議論的焦點，而且有友人告訴我，山東的官網上摘錄了我們的方案，我再不作說明更會加深批評者的誤解，也不利于討論的深入。
新京報：你當初怎么參加“中華文化標志城”規劃設計的？
葛：兩年前，校方要我參與山東濟寧市政府委托復旦大學規劃設計院承擔的一個項目“中華文化標志城”戰略規劃設計。我看到的背景介紹是，這是幾十位兩院院士和民主黨派領導的倡議，有有關領導的批示。
也就是說，是否要建，該不該建，用不到我們考慮或論證，我們的任務是為怎樣建、建什么提出思路，提出一個戰略規劃。所謂“首席專家”，是指復旦大學承擔的項目而言。
但是，院士和領導們對“標志城”究竟應該有哪些要求、怎樣體現、包括哪些設施和內容，都沒有說明，我們的委托方也心中無數。而且在此以前已經有不少建議或方案提出，與我們先后接受委托的不止一家。
“文化副都”為首都減壓
新京報：當時對于這個項目，你如何看待？提出了什么建議嗎？
葛：在聽取項目介紹、閱讀材料和實地考察后，我提出了我的基本思路：
中國不是宗教國家，不存在一個得到大多數人信仰的圣地。中國文化應該包括各民族的文化，是多元的，并非只有漢族(華夏)文化；即使是漢族文化，也不止儒家或孔孟一家。中國有各類遺址、遺存和文物，遍布各地，不可能有哪一處一地作為集中或唯一的代表；中國文化包含的內容極其廣泛，意義極其深刻，無法由一座單一的建筑物或藝術品來顯示或象征；濟寧市(轄曲阜、鄒城)在傳統文化資源方面有一定優勢，但并不一定比其他地方更有優勢，更不是唯一的。一個國家內，唯一有資格稱有代表性的地方是首都，因為這是得到憲法和法律保障的，是由國家權力保證的。
正因為如此，我提出了“文化副都”的概念，即根據承擔的功能，建一座新城，使它承擔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將原來應該建在首都的文化設施建在新城，將原來應該在首都舉辦的典禮、儀式、活動、展示移到那里去舉辦。這樣做的好處是，減輕首都已經很繁重的壓力，緩解首都的過分擁擠狀況，不重復建設，且成本更低，設施的大環境更好。更重要的是，建成后的設施能有經常性的、國家一級的活動，充分發揮其文化建設功能，不會造成浪費或閑置，也可避免各地方之間的惡性競爭。我特別強調，整個項目必須嚴格遵守《憲法》和國家法令，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領土完整、社會和諧。
核心區建國家紀念堂
新京報：項目該如何操作才能達到你的上述目的？
葛：例如，設想在核心區建一座中華偉人堂暨國家紀念堂。北京現在只有一座毛主席紀念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者是專用的，后者只紀念1840年以降的人民英雄，應該有一座國家級的紀念堂，紀念各民族的祖先、杰出人物。法國巴黎就有先賢祠，不少國家都有法定的國家紀念堂，宗教國家都有國家教堂。如果將這座紀念堂建在“標志城”，今后像清明紀念、抗戰勝利紀念、歷史偉人周年紀念等就可能在那里舉行，平時可供民眾瞻仰。諸如此類。
又如，我國在世界建立了二百所孔子學院，那么可以將總部從北京遷到那里，可以依托現有的孔子研究院擴建，組織對院長及學員的培訓，實踐儒家傳統文化，進行文明對話，頒發聯合國孔子獎(由山東出資設立)，舉辦全國教師節的活動，為優秀教師頒獎。
總之，所有建筑設施都應該有明確的功能、經常性的活動、充足的建設、維護和運行經費，絕不搞商業化、經營性，不能依靠捐資贊助，否則就很難保證國家意志的充分體現。
樂意接受對方案的批評
新京報：如果這個項目不能獲得全國人大批準呢？
葛：“標志城”的建設和運行都必須得到全國人大的批準或授權，列入政府財政預算。連“標志城”建成后用什么名稱，也得由全國人大批準。在論證會上有人問我：要是中央不批準怎么辦？我的回答是：那絕對不能搞。我說：應該是山東完成中央交辦的任務，山東為國家打工，而不是山東向中央爭項目，要錢。
我們規劃的核心區是1平方公里，中心區是10平方公里。有人問我需要多少錢，我的回答是：現在是作戰略規劃，首先確定思路和框架。如果得到批準，在作詳規時再計算。
新京報：事先是否預料到會有這么多批評聲音？下一步你會怎么做？
葛：我們的規劃是為濟寧市政府做的，我的理解是，規劃是否全部公布得由濟寧方面決定，至于是否采用，更與我們無關。現在透露出來的很多內容，如建多少米高的孔子像等，根本不在我們的規劃之中，我自然不必為此負責。如果委托方哪天公布了我們的方案，我樂意進行討論，接受批評。在我們方案以外的內容和意見與我們無關。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在當時的委托條件下(即有關領導批示建“標志城”的建議，但各方面并不明確“標志城”的具體要求)的情況下，我們的方案已經充分考慮到了今天可能出現的批評意見，并且已盡最大努力來設想解決辦法。(郭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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