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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3月15日賈平凹、韓寒等50位作家公開發布《中國作家聲討百度書》算起，作家聯盟和百度文庫“開戰”已經半個月了，但知識產權專家卻并不看好作家們的維權前景。北京大學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張平3月31日就表示，受知識產權案件舉證責任等因素的影響，作家們的維權前景“不容樂觀”。
她還表示，現代網絡技術本身已經向版權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難題，“在全世界都對網絡著作權保護‘力不從心’的時候，必須思考建立一套新的版權制度來適應時代的需要。”
沉重的舉證責任和成本
對于作家聯盟的維權行為，網絡輿論大多表示了理解與支持。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表示，百度文庫不付版權費就以作家作品來拉動網站的流量，侵權“幾乎是可以認定的”。但張平等知識產權專家卻提醒維權的作家們，由于知識產權的特殊性，作家若真從道義的高臺走上法庭的原告席，可能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弱勢群體”。
“知識產權案件對舉證責任、司法程序等，一般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在國際上也是如此。這意味著作家維權，除了要以一己之力與大網絡公司‘單打獨斗’外，還要付出高昂的時間成本，承擔很重的舉證責任。”張平表示，在版權受到侵害時，作家只能“一方舉證走到底”。對沒有強大的版權代理商的中國作家來說，放下創作而打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
北京德潤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家輝還提出，中國現行法律對此類賠償的法定標準“很低”，往往幾千字的作品被侵權，勝訴了也只有幾百元的賠償金。“這種連基本損失都難以填平的低額賠償制，也讓作家缺乏以法律手段維權的動力。”她說。
立法并不落后
據張平介紹，目前我國對互聯網環境下版權保護的立法并不落后。除了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這兩個國際條約外，我國還制定了《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來專門保護信息網絡傳播權。
此外，《侵權責任法》第36條也明確規定了網絡用戶和網絡服務商的侵權責任。今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公布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將免費提供侵權作品以增加網站流量點擊率、間接收費的模式，也認定為“以營利為目的”，并規定侵權者不能提供版權所有人同意使用自己作品證明的，就可認定為“未經著作權人許可”。
“但是，這些立法口號喊得很高，在現實中卻幾乎做不到那么好的保護。‘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形普遍存在。”劉家輝表示，再加上中國公眾的版權意識還沒建立起來，網站任意轉載沒經授權的作品的風險很低，出事了也可以以“避風港”原則來免責，一接到權利人抗議，就把作品刪除了事，“這讓中國版權人幾乎隨時處在‘被侵權’的狀態。”
避風港原則最早來自美國1998年制定的《數字千年版權法案》，指在發生著作權侵權案件時，如ISP(網絡服務提供商)只提供空間服務，并不制作網頁內容，如果ISP被告知侵權，則有刪除的義務，否則就被視為侵權。如果侵權內容既不在ISP的服務器上存儲，又沒有被告知哪些內容應該刪除，則ISP不承擔侵權責任。
網絡時代版權保護為何困難重重
除了法律執行力度的因素外，張平特別指出，互聯網時代里版權保護的困惑不是中國獨有的。實際上，在網絡發展與版權保護的博弈下，“全世界都對網絡著作權保護‘力不從心’。”“而中國這個互聯網大國由于人口效應和網絡效應疊加在了一起，問題顯得尤其突出。”她說。
張平表示，現代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首先給版權保護提出了新難題。“我們現有的版權保護制度，是在傳統的‘一一授權’基礎上產生的。但這個契約關系在互聯網時代里發生了變化，擁有各種‘技術手段’的網站成為了新的傳播商。這意味著，當你的作品被某個網站任意使用的時候，很可能一種規避版權的網絡技術，會讓你找不到‘維權對象’。”
比如在旨在把大量網絡資源“統一管理和調度”的云計算技術下，每個提供資源的網絡被稱為“云”，“云”對用戶是可以無限擴展、隨時獲取、按需使用的。“很可能在你毫無覺察的情況下，你的作品就被存到了‘云端’。這時候你連作品在哪朵云上都找不到，更別說找哪家網站維權了。”
此外，即使版權人對某家網站有授權，在未來電信網、互聯網和有線電視網“三網合一”的趨勢下，如何判斷授權、侵權與否，依然是傳統版權制度無法回答的問題。
“這些技術都是勢不可當的，在技術進步的過程中如何落實版權保護，世界各國都在探索。”張平教授說。
版權制度的“必要犧牲”？
除技術原因外，張平表示，在互聯網環境下，各國司法為了平衡互聯網自由、開放、共享的優勢與版權人的利益，有時也會令版權保護“作出必要的犧牲”。“從公眾方面看，他們追求方便至上和私人目的的最大滿足。而隨處可見的網絡讓侵權的‘門檻’越來越低，互聯網容易讓‘非法上傳’的定義在公眾眼中變得非常模糊。”即使是在英美等版權保護力度較大的國家，也面臨這樣的困擾。
對中國而言，互聯網時代的版權保護還面臨幾個額外的困難。除了平衡信息產業的發展外，公眾的利益和承受力也是必須正視的因素。
百度文庫在作家聯盟的“攻勢”下建立了“合作平臺”和“版權方綠色舉報通道”后，網友“wangyuling0012”卻質疑：“為什么那么多人買盜版、下載盜版？一本沒多厚的小書三四十、一盒磁帶五六十。中國窮人還是很多的，特別是那些學生們，因為沒錢就得不到知識。這樣越窮的人知識就越少，形成惡性循環。”
此外，張平表示，訴求不一的版權人面臨同一個“既希望傳播又擔心被侵權”的矛盾心態。“比如作家聯盟中，既有希望得到高保護、高版權費的知名作家，也有希望思想得到更多傳播、又要勞動得到尊重的科研、學術人士，還有不要版權，只求提升注意力的草根作者。現有的版權制度難以滿足多層次、多元化的需求。”
政府或可考慮出臺指導價
盡管互聯網向版權保護提出了各種挑戰，但張平等表示，互聯網精神與版權保護并不矛盾，一部作品離開網絡傳播，也難以獲得長遠的發展。因此，她認為建立一套中國式的網絡環境下版權授權模式，讓“自由傳播、有償使用”成為原則，讓版權人、網站和用戶三者“合作共贏”應該是更好的出路。
“對互聯網傳播有不同要求的版權人，可以在網站發布作品前，把自己對版權的要求輕松標示出來，就像超市里明碼標價的商品一樣。”張平說，“草根作者可以選擇‘免費’傳播自己的思想，名人作家也可以有更多的收益。這樣版權人的利益能得到‘個性化’滿足，網絡用戶不用背負道德的譴責，服務商的經營風險也會降低。”
“互聯網服務商可以從廣告收入中拿出付費的錢，其比例可由國家物價部門制定一個指導參考區間。比如谷歌在美國曾拿出63%的盈利支付版權相關費用，根據中國國情和不同網站的規模，這一比例在20%～60%之間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張平說。
考慮到支付成本，張平建議可以借鑒其他領域版權保護的做法，“可以由代理人得到收益，再轉給著作權人，網站無需主動去找成千上萬的權利人，一一寄錢，只要發現了問題，就去找代理人。” 實習生 王夢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