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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紓(1852-1924)
近代文學家、翻譯家,福建閩縣人。早年博學強記,能詩,能文,能畫,有狂生的稱號。光緒八年(1882年)舉人,考進士不中。其所作古文,為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推崇,曾任北京大學老師。辛亥革命后,入北洋軍人徐樹錚所辦正志學校教學,推崇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專以譯書售稿與賣文賣畫為生。
1921年的一個冬日,河北易縣梁格莊,大雪漫天,千里一白,原野空曠,不見一人,唯有脫盡落葉的枯樹殘枝在朔風中抖動。一位七旬長者步履蹣跚地來到光緒帝崇陵前,抬眼望見“紅墻濃檜雜立于萬白之中”,一種悲抑之情油然而生,行至陵前,“未拜已哽咽不能自勝,九頓首后,伏地失聲而哭”,守衛宮門的衛士們也愕然為之動容。歸家后,長者滿心感慨,遂賦詩一首,曰:
崇陵九度哭先皇,雪虐風饕梁格莊。
百口人爭識越分,一心我止解尊王。
世無信史誰公論,老作孤臣亦國殤。
留得光宣真士氣,任他地老與天荒!
這位對前清念念不忘的老翁名叫林紓。
喜怎敵過憂
林紓,晚清民初著名翻譯家與文學家,當時的文壇大腕。他首度翻譯了大仲馬的《茶花女》、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等一系列歐美經典名著,領風氣之先,擁粉絲無數,人稱“譯才并世數嚴林”。當然,本文既不贊其翻譯成就,也不談他古文造詣,而是要說說林紓是如何成為遺民的。其實林紓本不想做前清遺民,然而世事難料,辛亥前后的一系列類似坐過山車的遭遇,讓他不得不相信這就是命。
說起來林紓也算個苦命人,一生七次參加會試,愣是顆粒無收。后來他死了心,不再謀求功名。辛亥前那幾年,可謂林紓的幸福時光。首先1906年,京師大學堂校長李家駒聘請他出任預科教授,主講經學與修身。林紓與桐城派古文家馬其昶、姚永概一同研討學術,傳道授業。喜事還不止這一件,191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厚積薄發之作《畏廬文集》,開印萬冊,迅即售空,若當時出版界也有類似今日的暢銷書排行榜,此文集定當穩坐第一把交椅許久。林紓也因之賺了個缽滿盆滿。
然而形勢總比人強,對時局的擔憂很快沖淡了出書的喜悅。辛亥前夜,革命風潮已不可阻遏。山雨欲來,風先滿樓,林紓自然已嗅出了一種異樣的味道,于是頗為無奈地給清廷寫下如此斷語:
嗟夫!今日之中國如沉瘵之夫,深諱其疾,陽歡詭笑以自鎮。
這既是不祥的預感,更像臨別的挽歌!
“共和之老民”
不出林之所料,武昌首義,全國影從。京城內謠言四起,官民恐慌。為保闔家平安,1911年11月9日,林紓封存好家中的財物,攜帶著全家老小前往天津的英租界避難。雖然在津門衣食無憂,但老來遭逢離亂之災,其心情之苦悶可想而知。當聽聞老家福州發生兵變,林紓終夜難眠,感嘆“所惜無辜民,蹂躪誰見援。商疲寡便家,災酷無完村。一旦罹兵革,挈孥恣崩奔。”一天,林紓在街上遛彎兒,發現天津“一帶報館各張白幟,大書‘革命成功萬歲’,見者歡呼,此亦足見人心之向背矣。”
現實讓他明白革命大勢所趨。即使再痛苦,自己也必須作出抉擇:究竟是做前朝之遺老,還是做新朝之國民?恰巧此時有一件事讓他徹底打消了疑慮。他的大兒子林珪原在河北大城縣任知縣。直隸光復后,新政府非但沒有反攻倒算,而是令其留任。兒子能夠繼續做“國家公務員”,且前景不錯,這使得林紓頗為欣慰。
他決定贊同革命。按照他的話講,即“共和之局已成鐵案,萬無更翻之理……仆生平弗仕,不算為滿洲遺民。將來仍自食其力,扶杖為共和之老民足矣。”林紓的理由倒也充分,一來革命已成,無可逆轉;二來回顧幾個月的情形,新舊鼎革雖然看似激烈,但流血極少,民國不是“殺出來的”,更像是“談出來的”。況且新政府中的要職都由舊派人物出任,也讓林有種“似曾相識燕歸來”之感。難怪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宣稱“新正當易洋裝,于衣服較便”。
“與清相終始”
不過,這位“老民”還沒做幾天,就被迎頭潑了一盆冷水。1912年正月十二晚上,林紓在北京“小有天”三樓宴請南方臨時政府專使團成員劉冠雄。就在酒意正濃之際,忽聽窗外喊聲震天,炮聲隆隆,流彈穿梭,“火光已射闌干角”。這子彈可飛了不是一會兒,而是一夜,林、劉二人被困在樓上,整宿心驚膽戰,未敢合眼。堂堂青天白日之下的中華民國,哪來的這么多囂張猖狂的亂軍流匪?林紓深深不解。
1912年10月,林紓舉家返京。這位自詡“共和之老民”的文人不斷在報紙撰文,為“新政”出謀劃策。不過,新舊黨爭愈演愈烈,宋教仁遭人暗殺,“二次革命”硝煙再起,時局動蕩不安。
民初亂象讓林紓如遭當頭棒喝。失望之余,他只得以“諷喻樂府詩”的形式來抒發對現狀的不滿:“共和實在好,人倫道德一起掃!入手去了孔先生,五教撲地四維倒……男也說自由,女也說自由,青天白日賣風流。”
袁世凱為復辟帝制四處籠絡人才,林紓才高名重,自然在收買之列。但林對老袁很不感冒。袁多次派人帶厚禮威逼利誘,林頗受騷擾之苦,作詩一首,遞給說客,詩曰:
漸臺未敗焰恢張,竟有徵書到草堂。
不許杜微甘寂寞,似云謝胐善文章。
脅污陽托憐才意,卻聘陰懷覓死方。
僥幸未蒙投閣辱,茍全性命托穹蒼。
杜微乃三國名士,西蜀屢次征辟,皆堅辭不就;謝胐為南朝重臣,視名利如糞土,志節甚高遠。林紓以二人自況,暗示老袁若是欺人太甚,我便“覓死方”;如果停止糾纏,我繼續歸隱,以“托穹蒼”。既然林紓拒絕為自己捧場,一向待文人還算客氣的袁世凱無計可施,就此作罷。
此情此景,恰如林紓所言“時局日壞,亂黨日滋。天下屹屹,憂心如搗。無暇作謔,但有深悲。”他又一次站到了人生抉擇的十字路口,只是這一回的處境更加逼仄:民國讓人無奈,清朝又回不去,何處才能安放林紓這顆孤魂野鬼般的心靈?思來想去,也只得去做遺老了,把自己鎖進“同光中興”的回憶里。
自此始,林紓的思想愈發拉倒車。在1917年的“文白之爭”中,他固執己見,孤身一人同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劉半農、錢玄同諸輩輪番過招,舍得一身剮,終被新青年們拉下馬。此后,遺老、守舊、頑固、反動各式罵名,一一扣在他的身上,成為他揮之不去的標簽。
1922年舊歷十月,宣統舉行結婚大典。溥儀特書“貞不絕俗”的匾額,用袍料褂料等包好賜予林紓。林倍感榮耀,作《御書記》以示感激。顯然,他已把“仆生平弗仕,不算為滿洲遺民”的話忘到九霄云外。不過,擁有林紓這般心路歷程的人,除了如此,又能怎樣呢?正如鄭振鐸所言:“這樣的人實不僅林先生一個。有好些人都是與他走同樣的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