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讀
- 經濟發展
- 社會發展
- 減貧救災
- 法治中國
- 天下人物
- 發展報告
- 項目中心
隨著10月10日逐漸臨近，武漢“辛亥熱”顯著升溫。
在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對面不遠處，一棟造型獨特的現代建筑剛竣工不久，這便是全國首家辛亥革命博物館。雖然場館仍在布展，開館要等到10月初，可目前已征集到數千件與辛亥革命相關的文物，以及大量圖片、文字資料。
一張有些泛黃的老照片，讓記者印象頗為深刻。這是一張剪辮子的照片，畫面上，革命軍戰士一手拿剪刀，一手揪著路過行人的辮子，利落地把它剪掉。
武昌首義后不久，湖北軍政府即頒布條文，革除一系列舊習俗，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剪辮子。武昌各城門設立檢查哨，禁止蓄辮者出入。在革命黨看來，剪掉作為滿清帝國象征的辮子，意味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其實晚清末年，武漢已有不少回國留學生、新式學堂學生和洋行買辦剪掉辮子，這在當時是另類行為。許多人剪掉辮子后懾于清王朝的淫威，還買一條假辮子以備不時之需，那會兒假辮子生意不錯。魯迅當年從日本留學回來，特意買了條假辮子掛在腦后，結果被同學戲稱為‘假洋鬼子’。”武漢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皮明庥說。
辮子看似個人身體上的小事，但在特殊時期，有著特殊的政治意義。當年，清兵入關以“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來逼迫漢族人，許多漢人為了抵抗，不惜豁上自己的性命。辛亥革命時，剪辮子與蓄辮子又成了革命與不革命的標準之一。
在革命黨的倡導下，剪辮子漸成社會風尚。許多人甚至約好同日剪辮，并燃放爆竹，一起聚餐慶祝。在不少人的辛亥記憶里，民國是從剪辮子開始的。
也有一些頑固派，或因為效忠清廷，或害怕革命失敗，不愿意剪掉辮子，可又不敢公然拖著長辮子在街上行走，那將會遭人鄙視，甚至有可能被強行剪掉。“于是，他們戴起帽子來，把辮子卷在里面。”皮明庥說。
后來，袁世凱死后，張勛復辟，一時間，假辮子又供不應求，成為緊俏品。小小的辮子，成為那個大變局時代最生動的細節表征。
與剪辮子幾乎同步，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人們的服飾觀念也悄然發生了變化。以往服飾上的那種古板單調、等級森嚴的局面，開始被生動活潑、千變萬化的服飾景象所取代，穿衣戴帽成為個人政治立場、思想傾向的一個鮮明標志。
“服飾是中國最顯著的變化。你知道，中國人長久以來的服飾風格和我們有著多大的差別，你完全不能想象一個華人沒有穿戴中國服飾是什么樣子。但是現在，一切都改變了，身著西式服裝成了一個人時尚的標志。”辛亥革命爆發后，美國基根-羅森克蘭茨公司駐華代表約瑟夫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說，如果這種崇尚西方的傾向繼續發展下去，對于全球服裝市場的影響是令人驚訝的。
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馮天瑜認為，辛亥革命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體、國體，還給民風習俗帶來了深刻變遷。“當時，湖北軍政府還下令禁止婦女纏足、廢除‘大人’之類的封建稱呼、用鞠躬代替跪拜等等。”馮天瑜說，社會風氣為之煥然一新，舊的封建禮儀廢止了，平等、自由等新觀念取而代之，為人們所接受。
辛亥革命志士后裔、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林上元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講述了一個頗有代表性的故事。林上元的外祖父張難先，是湖北較早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的創始人之一。武昌起義后，老資格革命黨人李亞東從清廷監獄出來，出任漢陽府知事。一次，他乘坐四人抬大轎去都督府，結果在門口被衛兵所攔，原因是官轎與新潮流不符。張難先知道此事后，對好友李亞東進行了善意的責備和提醒。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以武昌起義為標記的辛亥革命，雖然最后只建立了一個空有招牌的共和政體，但它破舊立新，改變了社會習俗，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觀念，這為日后新的革命爆發做了充分鋪墊。”馮天瑜說。
關注大時代中的小細節
剪掉辮子、禁止纏足、棄穿長馬褂……這些生活層面中的細節問題，是我們觀察歷史的一個極佳視角。有一位歷史學家曾經說過，一個政權或者說一種文明的衰落、消亡，往往可以先從衣、食等生活細節中看出端倪。
辛亥革命爆發時，拖在中國人腦后的那根長長的辮子，如果從1644年清兵入關算起，已經留了267年了。在革命黨看來，剪掉辮子意味著滿清政權的壽終正寢，辮子的去留，是個嚴肅的政治問題。
事實上，從世界文明發展的視野來看，剪掉辮子更是中國融入世界潮流的必然要求。西方人認為，蓄辮不僅累贅、落伍，還極不衛生，是愚昧的表現。1872年，容閎帶往美國留學的幼童，腦后就都拖著辮子，因為清廷嚴令不許剪辮。到了美國后，美國小孩常常跟在他們后面喊“中國女孩子”，甚至把辮子侮辱為“豬尾巴”。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幼童就把辮子盤在頭頂，還用帽子使勁壓住。這種有些滑稽的造型，被魯迅先生形容為“富士山”。
剪辮子，是力求融入世界的一個象征。對此，晚清一些王公大臣也有著清醒的認識，提出要剪辮子。后來被革命黨炸死的滿清貴族良弼，就率先剪去了辮發。這表明，剪掉辮子不單是革命黨的政治訴求，也是時代發展的要求。(記者 楊祖榮 通訊員 劉念濤 李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