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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23日18:29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魯迅（1881-1936）

魯迅原名周樟壽，字豫山，后改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1898年，往南京求學。1902年赴日本留學。1906年棄醫從文。1909年歸國，先后在杭州、紹興任教。辛亥革命后，先后任南京教育部部員，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和教育部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其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發表，為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文小說，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此后著作不斷。1926年起輾轉于廈門、廣州、上海各地。1927年10月起定居上海，專事寫作。1936年病逝于上海。

1911年11月4日，革命黨人活捉了浙江巡撫增韞，杭州宣布光復。這個消息很快傳到了紹興，沉寂的小城沸騰起來。正在紹興府中學堂教書的周樹人這一年正好30歲，此時他還沒有啟用魯迅的筆名，他尤其興奮，在《越鐸出世辭》里以“國土恒恒，則首舉義旗于鄂。諸公響應，濤起風從，華夏故物，光復大半，東南大府，亦赫然歸其主人”的句子，禮贊了這次革命。

武裝演說迎光復

紹興城里還召開了一個慶祝大會，大會主席就是魯迅。不久有謠傳說杭州殘兵要渡過錢塘江來紹興，城內人心浮動，魯迅立即召集學生們組織了一支武裝演說隊，到各地演說和散發傳單，他親自帶著揮刀，指揮學生奔走游行。演說隊要出發時，有學生問，萬一有人阻攔怎么辦？魯迅反問他“你手上的指揮刀做什么用的？”這次游行并沒遇到抵抗，紹興人心逐漸安定。

幾天后，在杭州光復立下功勞的王金發帶領起義軍來到紹興，穿著藍色制服的王金發的軍隊進城時，紹興城沸騰起來了。第二天，全城剪辮子。

王金發自任紹興軍分府都督，任命魯迅為紹興師范學堂校長。到學堂和學生見面那一天，魯迅穿一件灰布棉袍，頭上卻戴了一頂軍帽，談話簡明有力。學生們像慶祝革命成功一樣歡迎新校長。

但是魯迅很快發現，光復后的紹興“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王金發剛進紹興，還穿布衣，不到十天就換上了皮袍，但那時天氣還并不寒冷。

有些青年學生看不過去，找到魯迅要求辦份報刊監督新政府，魯迅覺得這或許可以起到作用，就答應下來。事情在年底商定，來年1月3日，名為《越鐸日報》的報紙創刊，“鐸”就是警鐘的意思。“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復，振勇武之精神”。這是魯迅為這份報紙早擬的出世辭，表明了立場和心愿。

在一個月內，《越鐸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抨擊和揭露秋瑾案的告密者和在紹興軍政分府的代理人。但是到了2月中旬，王金發受賄，將秋瑾案的告密人、紹興城的大劣紳章介眉釋放，次日，魯迅在《越鐸日報》上發表文章，尖銳地進行揭露和抨擊，王金發看了之后，非常惱火，說是魯迅騙取了他的錢，還罵他，揚言要殺魯迅。魯迅的母親很擔心兒子安危，叫他不要出門。魯迅卻不在意，依然夜間提著一個有“周”字的燈籠去學校住宿。

起初魯迅以為王金發說的榨取一事，指的是早先王金發答應給紹興師范學堂的兩百塊辦學經費。后來他才知道，在他不在報館時，王金發派人送來過五百塊錢，辦報的革命青年們自作主張收了錢。魯迅馬上回報館問明真相，確定收錢的事情后，他告訴幾個年輕人不應收錢，但是其中一個會計很不高興，質問起魯迅。魯迅答了幾句就沒再說下去，他知道再說下去，這些極端的年輕人第二天就會在報紙上罵他如何怕死。

“法語不能換米面”

在失望之中，魯迅辭去了一切教職，滿心惆悵。此時，他收到了昔日日本留學好友許壽裳來信，信上說，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聘魯迅到教育部工作。許壽裳此時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蔡元培之邀，為許代魯迅謀職。能去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對魯迅來說，實為久旱逢甘霖。自1909年以來，魯迅就困頓不堪。

1909年，魯迅從日本回國。當時弟弟周作人在日本組成了家庭，為了支持周作人繼續深造，魯迅決定回國謀職。9月，經許壽裳推薦，魯迅赴杭州就任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初級化學和優級生理學教員，兼任日本教員鈴木珪壽的植物學翻譯。該校大部分教員來自留日學生，開辦之初民主和科學氣氛很濃厚，但是好景不長，至該年年底，浙江省教育總會會長夏震武擔任校長，就給學校帶來了大變故。

夏震武信傳統文化，講禮教與秩序，為整肅紀律，他赴任不久，就提出在禮堂和教師們見面，并要求所有教職員必須按品級穿滿清制服，紅纓帽、硬領、開叉袍、外褂、高低緞靴，向“至圣先師”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禮。

第二天一早，夏震武帶了16個隨從出現，但是教師們并沒有按照他的要求穿戴，特別是魯迅，穿著西裝、留西發站在夏震武面前。夏震武大怒。之后，包括魯迅在內的25名教員提出辭職。這次風潮持續了兩星期，最后以夏震武被辭職告終。因為平日里夏震武呆頭呆腦，頑固不化，大家私下里叫他夏木瓜，所以這次事件又被叫做“木瓜之役”。

夏震武離開后，兩級師范又聘請了御史出身的徐定超擔任監督，執掌校政。徐又是一個舊派人物。魯迅深知此人“未必有勝于夏”，不愿與之委蛇，便辭去教職，返回故鄉了。

魯迅的艱難日子，開始了。1910年年底，魯迅致信周作人，希望他回國，但是周作人那時還想學習法語。魯迅復信說，“法語不能換米面”。1911年3月，魯迅致信許壽裳，稱“賣田之舉去年已實行，資亦早罄……”期間，魯迅向上海一家書店寄去德文譯稿求職，遭拒。

有意思的是，在寫給許壽裳的信中，魯迅還一再關照許不要把自己落魄的情形告訴某人，因為此人“善揚人短”，會看他的好戲。

讀書寫作當京官

熬過了辛亥年前后困頓的三年，魯迅的情況，總算有所好轉。1912年5月，魯迅到北京，擔任教育部僉事。教育部的差事，其實很清閑，魯迅在日記中寫道“晨九時至下午四時半至教育部視事，枯坐終日，極無聊賴。”

此時魯迅的日子漸漸好過起來，來到北京以后他每個月能拿到60塊津貼，比在南京時的30元“軍用券”零花要活絡多了。到了11月，他正式領到足額的二百二十元薪俸，而到了1925年8月，他每月的薪資已經是三百六十元。曾經有人給他算過一筆賬，忽略掉因日記殘缺而沒有記錄的1922年，魯迅這個當了14年的京官，累計得到的官俸約有三萬三千元，大多是銀元。若以一塊銀元折合現在的四十元人民幣來算，平均年薪約十一萬元人民幣。那時，每斤大米才相當于人民幣一元。

就在魯迅到了北京后的第二年，他的第一篇文言小說也在《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卷首刊出。這篇題為《懷舊》寫于1911年冬天的小說，以辛亥革命前夜的社會動蕩為背景，故事很簡單，以“第一人稱”的天真學童的眼光，真實地、正直地看他周圍所發生的一切，揭露了中國的社會關系在動蕩年月中的微妙變化，使人看到一幅辛亥革命前夜的生動的社會圖景。小說刊出時，編者惲鐵樵大加贊賞，說：“曾見青年才解握管，便講詞章，率致滿紙饾饤，無有是處，亟宜以此等文字藥之。”

而魯迅在教育部的光景中，他“整天看書，不把時間浪費在閑談上”，也為之后的創作做足了準備與鋪墊。

（本文撰寫時參考了劉再復《魯迅傳》、朱正《一個人的吶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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