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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23日18:18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瑞澂(1864-1912)

清末大臣。博爾濟吉特氏，字莘儒，號心如。滿洲正黃旗人。琦善之孫。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因留守北京有功，擢升九江道。1905年調任上海道。1907年先后任江西按察使、江蘇布政使、江蘇巡撫。同年10月升任兩江總督，1910年升任湖廣總督。武昌起義爆發，逃往上海。旋被清廷革職。民國成立后，沒收其存于錢莊的百萬財產，1912年死于上海寓所。　

1911年10月10日這一天早上，湖廣總督瑞澂向北京內閣發了一封報捷電文。

瑞澂奏稱，昨日已繳獲武昌革命黨人名單，并拿獲革命黨三十二人，其中楊宏勝、彭楚藩、劉汝夔三人罪惡深重，已經“即行正法”。其余拿獲之人，尚在審理之中，“一俟研鞠得實，當分別重輕定罪”。對于脅從者，瑞澂表示要，“準其悔過，予令自新”。瑞澂還順帶表彰了協同辦事的幾位官員。

清廷當日的復電，對瑞澂多有贊賞，稱其辦事迅速，“彌患于初萌，定亂于俄頃”，并表彰了與事文武“皆奮勇可嘉”。

不過，瑞澂和清廷都錯了，這一天，武昌不是平息了黨人之亂，而是全國革命的開始。當日夜，新軍起義，武昌一夜間光復。瑞澂棄城潰逃。

剿撫無策

從這兩份往來電報中，顯見瑞澂對即將來臨的革命風潮毫無預見。革命黨作亂，在清末已屬稀松平常。各省督撫，早已見怪不怪。

早在1910年瑞澂赴任武昌之后，當地官員就告知新軍中革命黨人約占1/3之重。一如清廷大多數官員對于革命黨的態度一樣，對于這份數據，既不能太重視，又不能太漠視。

瑞澂當日處理革命黨人的一系列做法，其實是息事寧人，防止事態擴大。而著急向朝廷邀功，是把事情蓋棺論定，以免引起進一步的風浪。

盡管瑞澂希望平息事態，但繳獲黨人名冊一事，卻已在軍營中傳播，隨之而來的是普遍的恐慌。逮捕三十二人，誅殺三名革命黨人，也證實了謠言的可信度。

謠言的擴大化及其所引發的恐慌，是極有可能點燃革命的導火索的。但就單純的行政角度來說，這一天，瑞澂并非不可為。10月9日夜，第一次大搜捕結束后，破壞了黨人預備發動革命的指揮機關，也抓了一些骨干，可如何處置那些分布在軍中的眾多余黨，卻成了一個頭痛的問題。瑞澂的高參們，對于應對此種困難，也存在分歧：師爺張梅生等人提議立即調兵遣將，按名冊將亂黨一網打盡；漢陽知府陳樹屏等人則主張燒了名冊，以安軍心，使局勢和緩下來，徐圖后策。可是，瑞澂在這關鍵的時刻卻優柔寡斷，拿不定主意了。

10月10日，整整一天，無論是剿，還是撫，瑞澂都未采用。唯一的動作，是向北京朝廷報捷，瞞報武昌局勢危殆，和稀泥以求太平。當夜，武昌城中的零星的槍聲從新軍兵營開始傳出，由稀漸繁。起義由新軍工程兵發動，隨后，駐守武昌城外的輜重隊、炮兵營、工程隊的革命黨人亦以舉火為號紛紛響應。

臨戰不決

關于10月10日夜的情況，后世有說法稱，瑞澂在督署中炮之后，從后門逃至兵艦。更有不堪的說法，稱瑞澂聽聞炮聲后，在后院挖狗洞出逃。如果這種說法可靠，那么瑞澂出逃，也算是戰敗而走，只不過沒有盡節而已。但據當時在瑞澂身邊的如夫人（妾）廖克玉回憶，情形并非如此。

據廖克玉說，起義發生后，瑞澂驚慌失措，急召親信張彪、張梅生和陳德龍等緊急磋商。幾個親信的意見，又不一致。

師爺張梅生執意堅守待援，聲稱只要大帥不走，他一定陪大帥到底。張梅生頗受瑞澂賞識，“月俸三百元”，身價不菲。生死關頭，勸主公保持“名節”，有舊文人的骨氣，并盡到了謀臣的職責。第八鎮統制張彪支持張梅生的意見，認為應該堅守下去。

楚豫輪的管帶陳德龍提出了相反的意見。陳稱，現在局勢險象環生，勝負難料。繼續呆在督署內，或有可能四面被圍，非但不能“堅守待援”，更可能徒喪性命。而楚豫輪就停在離督署不遠的江面上，“大帥到了楚豫輪上照樣可以指揮，犯不著在這里等死。”

是走是留，瑞澂又一次拿不定主意。良久，家人勸其離開，才決定往兵艦躲避。

由于外邊正在發生戰斗，出逃的過程很是慌亂。陳德龍提議可在后花園墻上打個洞出去。六神無主的瑞澂又一次采納了他的建議。在陳德龍指揮士兵打洞時，瑞澂已領著男女老少一大家子，包括兒子、兒媳，跌跌撞撞地來到后花園。據說，從洞里鉆出去時，瑞澂的表現還算從容：做到了“女士優先”，讓如夫人和家眷先走，并一再安慰她們，叫她們慢慢走。在家屬和下人面前，多少保留了一點總督大人臨危不亂的“風度”。

從督署到碼頭的路并不遠，一二十分鐘后，瑞澂一行便都上了船。廖克玉回憶說：“船離碼頭不多遠，就聽得制臺衙門那邊槍聲炮聲四起，好像革命黨已經打過去了。”如果廖克玉回憶無誤的話，那么此時還只是起義軍發起第一次進攻的時間，更談不上督署中炮潰逃了。

當夜的情形，民軍在武昌的進展，雖然順利，但仍有部分軍隊忠于清廷。張彪臨危不撤，堅守第八鎮司令部與督署。民軍反復進攻不能得手，至第二日晨張彪才主動撤出，民軍始掌握整個武昌。武昌起義成功后，民兵總數4000人，而起義前武昌新軍總數為17000人，整個起義過程，并非發生大規模戰斗。大多數士兵并未參與革命，而是群龍無首，各自奔散了。

一逃再逃

武昌起義第二天，清廷降旨，瑞澂革職，仍令權總督事，戴罪圖功。詔書未至，民軍已克漢陽、夏口。瑞澂乘兵艦由漢口至蕪湖、九江。10月29日，瑞澂至上海，向清廷奏報稱，“因兵艦煤盡而至九江，因九江兵變而至上海”。清廷震怒，詔兩江總督張人駿派人捉拿。詔書至，上海已光復，張人駿無可奈何。有清一代，以封疆之重而潰逃千里，瑞澂為第一人。

據瑞澂如夫人廖克玉說，瑞澂生性膽小，身為文官，根本不懂軍事，更沒有經過戰事。瑞澂身世顯赫，為大學士琦善孫，少時紈绔成性，與勞子喬、岑春煊并稱“京城三惡少”。仕宦之途，堪稱風順，更得益于小舅子載澤的大力推薦，出任封疆。革命之際，瑞澂手足無措，一逃再逃，正與其紈绔世家子本色相符。

瑞澂出逃，同時也給清王朝的崩塌開了高官顯貴率先奔逃的口子，武昌之后各省相繼起義，各省督撫遂走者走、變者變。兩百二十七年大清帝國短短一月間，半壁江山盡屬民軍。

（本文撰寫時參考了《辛亥革命史料叢刊》、《清史稿》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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