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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23日18:01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張伯苓

張伯苓（1876－1951）

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原名壽春，字伯苓。1876年生于天津。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習駕駛，1897年畢業后服務于海軍，不久離職回天津執教于嚴修家館。1904年，張伯苓將家館改建為私立中學，定名敬業學堂。1907年，在天津城區南部的開洼地，即民間所稱“南開”，建成新校舍，遂改稱南開中學堂。1918年著手籌辦南開大學，1919年秋正式開學。1937年以前，南開已形成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完整體系，他先后擔任校長四十余年，培養出不少人才。

張伯苓為教育四十余年而不辭辛勞，有人問他當中的秘訣。張伯苓說：“人生當如拉馬車之馬，左右兩眼被蒙著，只許往前走，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我只知道往前走，決不說‘成了，可以樂一樂啦！歇一會兒再走’。賭博的人不是風頭順就下大注嗎？我也是如此———往前進。”

1911年，中國近代史上“私立大學的拓荒者”張伯苓在北洋水師學堂已經畢業16年了。就在張伯苓畢業的第二年（即1898年），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開始維新變法。同年，京師大學堂創立（即今日北京大學），教育新潮在陳舊的大清體制中開始萌發。1911年，這位不甚關心政治的教育家與立憲運動擦肩而過。像諸多立憲派的抗議一樣，清廷對于此次抗辯，全不在意。

“美滿的事”

張伯苓棄水師而從教育，契機也在1898年。當年5月，張伯苓隨“通濟”輪送清政府官員去山東。清政府接受日本占據的威海衛，旋即拱讓給英國。張伯苓感到“欲救危亡，非造就人才不可；欲造就新人才，非興辦新教育不可。”

胡適在《教育家張伯苓》一文中記載，張伯苓目睹這一切，深受刺激，喟然發嘆：“我在那里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天，我又看見取下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于教育救國事業。”

幾個月后，張伯苓開始在嚴修家館任教。嚴修，近代史上被封塵已久的一個名字，張伯苓和南開之所以能在日后風生水起，實得益于嚴修。晚清變法，袁世凱受命在直隸天津先行嘗試，在天津興辦教育成績斐然的嚴修落入袁世凱的視野。當時袁世凱在教育上的主張，多出自嚴修，袁世凱嘗言：“吾治直隸之政策，曰練兵，曰興學。兵事我自任之。學則聽嚴先生之所為，吾供指揮而已。” 可見嚴修的重要。

不過，嚴修與袁世凱的交情，還不在于興辦教育。1908年11月，攝政王載灃對袁世凱施以辣手，袁“倉皇出都，舊識無敢與通訊者，惟學部侍郎嚴范孫修獨抗疏，訟言進退大臣，應請明示功罪，不宜輕于斥棄等語……”1909年1月5日袁離京，只有嚴修和楊度二人陪著落魄孤單的袁，一直把他送到車站。之后袁世凱東山再起，炙手可熱之際，嚴修卻拒絕了袁世凱邀其入仕。一介布衣，笑傲公卿。

南開之所以為南開，和嚴修與北洋的淵源是分不開的。

所以，胡適說：張伯苓同嚴修的結識與合作，自南開初創時起，這是一件美滿的事。

立憲運動的局外人

1911年，38歲的張伯苓在嚴修家館（1904年改為南開中學）教授了13年。因嚴修的幫助，此時的張伯苓，在天津已嶄露頭角，成為頗有名望的鄉紳了。

自1908年皇族內閣成立之后，在野的立憲派的政治活動，也日趨激進化，請愿召開國會立憲活動此起彼伏。年長張伯苓六歲的天津教育家溫世霖，便是當時天津立憲派的重要人物之一。1910年，全國請愿熱潮一浪高過一浪之際，溫世霖先后六次參與請愿，其中有一次更是作為請愿書的領銜人，率領數千群眾到總督署請愿，首開全國發動群眾游行請愿之端。11月4日，清廷發布上諭，宣布于宣統五年（1913年）召開國會，不準再請愿，否則按法懲辦。1911年1月7日晚，當時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陳夔龍下令將溫世霖逮捕。

陳夔龍逮捕溫世霖后不交司法部門，未經任何審判而定罪。在天津各界引發不小震動。1月8日晚八點，直隸省紳界齊集天津縣議事會，公推張伯苓為臨時會長，共議挽救溫世霖的辦法。先由溫世霖之弟溫勵庵報告被捕情形，次由張伯苓、杜小琴等報告此事發生原因，最后決定用個人名義上書直隸總督“詰問被拘理由”，當場擬定上書稿，簽名者26人。次日上午赴督署，清廷只延見張伯苓一人，告知“明諭其罪多系充軍，諸君無須過問”。張伯苓辭出，擬晚間齊至南開學堂再擬辦法。當日嚴修的記述中有記載：“伯苓來談支英（溫世霖，字支英）事。”

當日張伯苓與嚴修談了些什么，無從得知，可能老成持重的嚴修并未表態，因為嚴修早已得知，溫世霖之被捕，“北京政府意也”。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至此，張伯苓所能做的，便是使溫世霖創辦的普育女學堂維持不輟。而溫世霖則被發配新疆。

不美滿的結局

張伯苓在1911年這段與政府的交涉，不知對其有何影響。不過，此事之后不久，張伯苓因“心氣不足”，向嚴修請假去北戴河休養，也許與當時局勢有關。

武昌起義爆發后，革命潮流波及天津，學生離散，南開中學一時陷于停頓。學校經費捉襟見肘，張伯苓與所有教員停支薪俸，會計只發半薪，只有工友數人照給工食。11月，學生才逐漸來校，張伯苓決定合并班次繼續上課，當學期的學生學費減半。南開幾近難以為繼。這是南開校史上第一次面臨嚴重困難，也是南開與國運相始終的開端。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南開大學、中學因為平時愛國抗日的緣故，于7月29日、30日被日軍以轟炸機炸毀，蔣介石聞訊后安慰張伯苓：“南開為國家犧牲了，有中國即有南開”。南開聲名，一時鼎盛。就在南開被炸毀不久，張伯苓的愛子在前線犧牲。張伯苓得知后說：“我本人出身水師，今老矣，每以不能殺敵報國為恨，而今吾兒為國捐軀，可無遺憾了。”激憤之情，難以表述。

1949年政權更迭之際，張伯苓以“衰老多病，不利遠道”為由，謝絕了蔣介石父子請其去臺灣或美國的勸請，留在大陸。身體原因固是不容忽視的因素，不過，他去世前數月與部分南開校友在天津聚會時得意地宣稱：“咱南開到處有校友，北京有周恩來，在臺灣還有吳國楨。”由此來看，張伯苓選擇留下，也許心中有某種把握。

不過，曾經在1948年國民黨“行憲國大”之后出任考試院長的經歷，成了張伯苓在新時代的“政治污點”，1950年南開校慶，他早早準備去參加相關的活動，南開中學卻不允許他進入，而南開大學也只是給他安排了一個一般席位。

1951年，張伯苓凄涼辭世。除天津的報紙刊出了張家的“哀啟”和由他人代筆起草的“張伯苓遺囑”外，輿論啞口無聲，即使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臨吊唁一事，也未有公開披露。

張伯苓一生，多專注于南開，少與政治有涉。晚歲在政治風浪中跌宕起伏，更有非個人所能掌控的因素。1911年因為教育與憲政產生的那一段關聯，則宛如這位身后凄涼的拓荒者生命中不經意的一段小插曲。像很多1909—1911年間立憲派所參與的政治運動一樣，天津這次小規模的抗議運動，無疾而終，甚至于今天翻開來看，也未必能檢視出更大的政治意義。不過，1911年，張伯苓對于當局的無奈，卻是當年立憲派的普遍遭際。

本文撰寫參考了《張伯苓年譜》、《南開大學校史》、梁吉生《張伯苓的大學理念》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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