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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壽潛(1856—1917)
原名震,字蟄先(亦作蟄仙),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天樂鄉人。1890年以《危言》一書刊行知名于世。1892年赴壬辰科會試,取中賜進士出身。甲午戰后曾參與強學會與維新運動。庚子事變以后倡議并推動東南互保。1906年,與張謇、鄭孝胥等在上海創立預備立憲公會,成為國內立憲派的著名領袖之一。1911年杭州光復后出任浙江首任都督。
1915年春末,青年學子曹聚仁初到杭州,出乎意料地遇見先父極為敬仰的前賢:湯壽潛。然而更令曹想不到的是湯的打扮,“他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頂箬帽,腳上一雙蒲鞋,手上拿了一把紙傘,十足的莊稼人。”當然,被湯的這身造型“雷倒”的又豈止曹聚仁?據著名報人包天笑回憶:“我雖然常坐二等車,有時也到三等車去看看。那天卻見一位湯蟄仙先生(壽潛)廁身于許多販夫走卒之中,縮在壁角看報……何以蜷伏在此?”
不過,作風樸素的湯先生卻是清末民初響當當的大人物,堪稱傳奇。
“東南人望”
《左傳》有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是傳統士人們畢生追求的完人標桿,但并非遙不可及,至少湯壽潛與之很是接近。
1890年,在內閣上班的湯壽潛寫成《危言》一書,提出遷都長安,官制改革,嚴肅吏治,科舉革新等一系列的變法主張。此書比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還早四年出版。一時間國人爭相傳閱,好評如潮,湯因之聲名鵲起。
十年后,八國聯軍侵華,北方一片生靈涂炭。為了保住東南半壁江山免于戰亂,湯壽潛主動聯手張謇、陳三立等至友奔走于寧滬之間,游說幾大督撫保境安民,勿輕易宣戰。此即著名的“東南互保”。張謇事后慨嘆“國之不亡者,僅君往說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定東南互保之約,所全者大,其謀實發于君”。
時光荏苒,又過十年。時任浙路公司總理的湯壽潛力拒清廷出賣路權的做法,并致電奕劻,直斥盛宣懷乃罪魁禍首,“損中益外,假公肥私”。他又奏明朝廷,“若以罪魁禍首為非”,就把盛宣懷撤職,“或調離鐵路,以謝天下”;若“以遵旨商辦為非”,就“懸壽潛之首于藳街,以謝盛宣懷!”孰料清廷竟不辨是非,以“妄劾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誤國”的罪名,將湯壽潛革職,“不準干預路事”。雖浙路風潮終以慘淡收場,不過湯卻憑此人氣飆升,當時報紙甚至打出“湯去路亡”的口號,可見其已被浙人視為愛國與公信的人格符號。
就這樣,湯壽潛歷經三個“十年”,升級為江浙呼風喚雨的領袖人物,稱之為“東南人望”,殆不虛也!
順勢而為
進入辛亥年,湯壽潛對清廷的信心跌至冰點。5月,清政府宣布設立“皇族內閣”,這讓一貫主張立憲的湯壽潛倍感失望。他與張謇、沈曾植、趙鳳昌等聯名致電攝政王,要求改組內閣,“重用漢大臣之有學問閱歷者”,然其建議猶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
已是心灰意懶的湯壽潛于該年秋天致友人信中寫道:“人以為幸福在前,我以為大劫方始。”果不其然,武昌首義的星星之火很快便呈燎原之勢。歷史就是如此有趣,最害怕革命的立憲黨人湯壽潛卻預言了革命的到來。更加詭異的是,湯竟然成為革命黨人的座上貴賓,于11月5日被推舉為杭州光復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
湯壽潛擔任浙督,看似意料之外,實乃情理之中。浙江本是革命力量最強地區之一,既是光復會的大本營所在,又擁有諸如陶成章、章炳麟、秋瑾等領袖人物。不過,杭州起義前夕,陶、章二人遠在海外,留守本地的朱瑞、褚輔成又難以服眾。環顧省內,唯有湯“有聲海內,識者皆尊敬之”,且擁有別人不及的人脈資源。于是眾人一致認為湯乃“眾望所歸,堪膺此選”。
此時身在上海的湯壽潛內心異常糾結。深受傳統觀念熏染的他,雖知革命大勢所趨,但潛在的忠君情結令他難以改仕新朝。于是他起初極力婉拒,說:“卿等欲革命,徑行之耳,奈何以強人?吾雖弗善顓制,然與卿等異趣,以若所為亦不與也。”表達了道不同不相為謀之意。然而湯畢竟“心太軟”,當說客講到此時杭州民軍與旗營嚴重對峙,滿人只“愿受湯先生撫,否則力抗”,并進而游說“杭民六十萬戶,使闔門而戰,一朝而燼,公獨能不救之耶?”他終于放下了心中的“愚忠”,決定擔當道義。可以說,由清臣到浙督,湯絕非華麗轉身,而是艱難蛻變。
甫一上任,湯就擬訂旗營和降條件,以自己的誠信與聲望促使旗營“委械請降”,杭州乃至浙江“全境帖然以定”。接著,湯再出重拳,12日派朱瑞、呂公望率攻寧支隊3200余人開赴鎮江,一路披荊斬棘。12月2日,聯軍經過血戰攻克南京。湯壽潛向前線將士發出賀電:“南京光復,賴諸公指揮之勞,將士用命之力,東南大局,從此敉平。謹祝聯軍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不久,湯又積極呼吁成立中央政府,統一事權,并自告奮勇為南京臨時政府勸募公債,以紓財政危機。
湯壽潛最具遠見的主張是提出“援鄂伐燕”。在他看來,武漢乃首義之區,必須顧全。而“北方愈有世變,北伐愈不可懈”。因為他對袁世凱有著清醒的認識,知道其為翻云覆雨之輩,應停止議和,全力北伐。后來形勢發展確如其所言。
急流勇退
浙督一職,看上去很美,實令人煩不勝煩。平心而論,推舉湯為首任都督,對于革命黨人而言,無非是暫時利用其聲望與經驗,二者間的蜜月期就好比兔子尾巴,短的可憐。都督府各部門實權多半掌握在革命黨人手中,湯往往備受掣肘,徒具虛名。套用句流行語,他就是個“打醬油的”。
況且不少革命黨人年輕氣盛,恃功自傲,完全不把這個布衣都督放在眼里。其間有兩件事對湯刺激頗大。一是“貴林事件”。貴林,杭州旗營滿人,思想開明,在和平解決旗營問題上出力尤多。但就在旗營投降的第二天,司令部、政事部即以匿留槍械、圖謀反抗罪名,假托都督名義加以槍決。出于“維穩”的需要,湯強忍怒火,保持克制。不久,革命黨人王金發又向湯發難。王本來就對湯壽潛甚有成見,曾質問陳其美:“湯壽潛是反對我們革命的,為何要推他出來做都督?”后來王更是無視都督府的命令,組織紹興軍分政府,自任都督,裂土而封,截留浙東稅收,采購軍械,擴充部隊,“政出由己,每與杭州督府相對抗”。
既然自己已被架空,實在沒必要天天手攥“橡皮圖章”,做個“傀儡都督”。于是,湯壽潛聲稱“老病無用世之心,又無發難之烈”,于1912年1月16日卸任下崗,前后任職僅兩個月零十天。
下野之后,湯并未就此息隱山林,依然為國為民竭盡所能。他曾赴南洋籌集款項,緩解政府財政壓力;后重掌浙路指揮權,希望通過與袁世凱博弈,推翻鐵路國有政策,為地方謀求福利。可惜二者皆收效甚微,無果而終。
本文撰寫時參考了孫祥偉《東南精英群體的代表人物:湯壽潛研究》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