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讀
- 經濟發展
- 社會發展
- 減貧救災
- 法治中國
- 天下人物
- 發展報告
- 項目中心
汪精衛(1883-1944)
本名汪兆銘,字季新,生于廣東三水。1903年官費赴日留學,1905年參與組建同盟會,曾任《民報》主編。1910年3月刺殺清攝政王未遂,被清廷關押至1911年11月。1912年赴法國留學,1915年回國參加“三次革命”。1925年孫中山病危之際,汪精衛代為起草“總理遺囑”。1937年抗戰爆發,汪精衛于1938年12月潛逃越南河內,公開發表“艷電”投降日本。1940年3月,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任行政院長兼政府主席。1944年11月10日病亡于日本。抗戰勝利后,蔣介石下令炸毀其南京的墳墓。
1911年的大半時間,汪兆銘都是在天朝的大牢里度過的。謀刺攝政王,按律當滿門抄斬,他卻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只判了個終身監禁。活命的原因很復雜,有人說他長得太帥,又是留學生,清廷起了愛才之心——后世評他為“民國四大美男”之一,可見不虛。
28歲的汪兆銘每日在牢里吃飯、睡覺、寫詩,思念心愛的姑娘,忙得很。肅親王善耆有時找他聊天,總是激烈爭辯。
肅親王:朝廷正在預備立憲,改革政體,這不正是你的革命目標嗎?
汪兆銘:革命黨人主張的不是立憲,而是推翻專制,實行三民主義。
肅親王:三民主義要“滅滿興漢”,宣揚民族仇視。能夠和平改革,何苦要流血?
汪兆銘:所謂君主立憲,不過是把國會作為皇帝的傀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國。
誰也說服不了誰,卻彼此欣賞。
汪在獄中寫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詩,最有名的是這幾句: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汪兆銘的勇敢贏得了無數革命青年的尊敬,不過人們更熟知的是他在《民報》發表文章時用的筆名“精衛”,這個名字象征精衛填海般的堅定意志。在1911年之后的相當長時間里,人們談起他,總會贊嘆:
汪精衛,一個刺客。
暗殺時代
1908年,同盟會陷入困境,六次武裝起義均告失敗。梁啟超批評革命黨領袖們躲在海外,貪生怕死:“徒騙人于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同盟會高層也開始分裂,許多青年開始灰心。汪精衛站了出來,提出親自去北京暗殺清廷官員,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領袖不怕死,喚起人們革命的信心。
他執意北上,臨行咬破手指,給同盟會同鄉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
胡漢民見到血書,哭昏過去。這時的汪精衛、黃復生、喻培倫、陳璧君一行,已經潛入北京。
暗殺對象鎖定滿清貴族,第一個是慶親王奕劻,無奈奕劻侍從如云,沒機會下手。汪精衛轉而注意到了1910年1月1日《順天時報》上的一條消息:
海軍大臣載洵赴英考察,臘月半回京。
可惜事有湊巧,當時清廷正狠抓官員廉潔作風,王爺也不敢擺架子。沒有八抬大轎,只見一群紅頂官員混雜在平民中一起出了火車站。
目標無法識別,帶著炸彈的汪精衛悻悻而歸。
銀錠橋案
這次行動失敗后,汪精衛總結教訓,開始調查高官們的日常起居,最后把暗殺目標確定為攝政王載灃。
載灃每天早晚都會往返醇王府與地安門上下班。鼓樓前有一道短墻,汪精衛打算從墻頭上扔炸彈將載灃炸死。
誰知那幾天正趕上鼓樓大街修擴馬路,載灃繞了條路,從鴉兒胡同往南拐入煙袋斜街,過銀錠橋,從北海后門進地安門。
汪精衛只好修改計劃。他注意到銀錠橋寬不足3米,長不足10米,橋北還有一條陰溝。汪精衛等人商議后認為,可將炸彈埋于橋下,點火者藏于陰溝內,用電氣發火,等載灃過橋時將其炸死。只是炸彈起爆,點火者也難生還。
喻培倫找到騾馬市大街的“鴻太永”鐵匠鋪,定做了一個大鐵罐,可裝50磅炸藥。
3月31日深夜,汪精衛與黃復生、喻培倫同往銀錠橋下埋炸彈。他們用鐵鎬鏟土,驚動了附近人家養的狗,犬聲四起。三人連忙逃走。
4月2日凌晨,黃復生、喻培倫將鐵罐搬到橋下,終于埋好了炸彈。誰知起身時他們發現,橋上竟然有人。
這人是誰?史料記載不一。一說是居民劉某到門外小便,發現橋下有人,招來了巡邏的警察。一說是有個趕大車的,其妻已三日未歸,出門散心發現橋下有人,以為是其妻與奸夫,就點起燈籠準備捉奸。
無論哪種說法,結果都是警察趕到,在橋下起獲了鐵罐和電線。汪精衛此時正在照相館里和陳璧君話別,準備天亮后慷慨赴死。誰知黃、喻兩人倉皇奔回,說:“大事不好,有人看見我們埋炸彈了。”
喻培倫建議大家立即出城。汪精衛則認為不必,炸彈雖然暴露,警察未必能查出是誰干的,不妨觀望一下再說。
第二天,北京各大報紙都登出新聞:“銀錠橋下驚現炸彈,歹徒謀刺攝政王。”輿論分析,這是清廷內部的權力斗爭——包炸藥的報紙寫有“倫敦”字樣,而載洵和載濤剛從倫敦回來,嫌疑很大。
沒有人懷疑革命黨。汪精衛放心了。
他中計了。真實的情況是,警察見鐵罐像是新做的,就秘密到城中各家鐵匠鋪打探,同時在報紙上聲東擊西,穩住刺客。果然,“鴻太永”的鐵匠指認,鐵罐是“守真照相館”定做的。
4月16日,汪精衛和黃復生在照相館被捕。
4月25日,清廷法部開庭審理。汪精衛和黃復生在法庭上拒絕招供同黨,反而爭著說自己是主謀,與他人無干。
肅親王善耆見二人視死如歸,意識到處死刺客只會激起黨人的憤怒,局面更加失控,遂決定從輕發落,以安民心。
斡旋和談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為挽回敗局,宣布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11月6日,汪精衛出獄,千余群眾聚集法部大獄門口迎接。
出獄后的汪精衛認為,袁世凱在北方“年深名盛,聲勢威力無其右,若與清廷合力抗我,北事無可為也,北方根本不解決,演成南北局,致全國流血,禍無己時,外人乘此瓜分,是我國不亡于滿清,而亡于革命也。”汪在袁入京組閣后,親往說之,痛陳時事厲害,袁世凱為之動容。15日,汪聚集北方黨人于天津,組織京津同盟分會,以執行說袁倒清的任務。同日,汪與楊度成立國事共濟會,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據稱,11月27日,汪與袁世凱長子在袁的座前義結金蘭。
從此,汪精衛成為袁世凱與南方的聯絡人,函電不斷,并于12月9日隨北方議和總代表唐紹儀等南下展開南北議和會談,雙方俱以汪為議和參贊。
1912年3月,袁世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革命黨人紛紛解甲歸田,汪精衛和蔡元培一起發表《告別京津同胞書》,同往南京。8月,他與陳璧君舉行婚禮后一起前往法國留學,拒絕了民國政府的高官厚祿。那時還沒有“漢奸”這個詞,汪精衛不會想到,日后他將在南京承擔千古罵名。年輕的他只想著兌現在同盟會時許下的諾言:“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議員,功成身退。”
(本文撰寫時參考了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雷鳴《汪精衛先生傳》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