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1911-2011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 辛亥百人

2011年09月23日17:47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王闿運（1833-1916）

字壬秋，又字壬父，號湘綺，世稱湘綺先生，出生于湖南湘潭。晚清經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咸豐舉人，曾任肅順家庭教師，后入曾國藩幕府，主講成都尊經書院、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南昌高等學堂。授翰林院檢討，加侍讀銜。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館館長。

宣統三年正月朔，湖南巡撫轉達清廷諭旨，為獎勵績學碩儒，科舉周甲（六十年前鄉試中式），特授王闿運翰林院侍講銜。傳統中國讀書人以中舉人、登進士與點翰林，為最輝煌的人生三部曲；青年未中進士，卻在晚年“跳級”做了翰林，對七十九歲的闿運來說，實在是一樁能娛暮景的樂事。他善于搞笑，專為這事寫過一副對聯：“愧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后塵”；按，“齒錄”即鄉試、會試中式諸人的同年錄，又，翰林院俗以中式年份較早者為“前輩”，而闿運是特授翰林，孑立無朋，編不出同年錄，遂亦不能按部就班，找著自己的前輩。下聯則說光緒三十二年第二屆留學歐美畢業考試，畢業于美國菲力德非醫學院的牙科博士徐景文考列一等，賜醫科進士出身。此聯運用“今典”，十分妥帖，一時成為膾炙人口的談資。

長沙城里逢動亂

既蒙特授，不能衣錦夜行，怎么也得省城走一遭，坐坐首席，聽幾句吉祥話。闿運上半年鄉居，勤于著述，到了秋間，買船赴省，就是沖這個樂子去的。孰料八月二十一日，他率家人自湘潭來長沙，船才靠岸，就聽到“湖北兵亂”的消息。前天，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正是武昌首義的日子。

次日讀報，說黃興在漢口領軍抗敵，截斷河橋，闿運以為“頗有布置”。不過，其時黃興并未抵漢，傳聞有誤。他經歷過咸、同年間的太平天囯戰爭，與中樞的肅順、前敵的曾國藩與左宗棠諸人都有深交，見慣戰亂，如今贊一句黃興，與當年稱贊李秀成有勇有謀，是相同的意味。在他心中，黃興終屬“賊黨”，或有一時的風光，終究歸于覆滅，武昌暫時淪陷，將來亦必光復。因此，聽到“鄂亂”的消息，他并不慌張，照常訪友宴客，照常與家人打麻將，照常自嘲與周媽（傭人之妻，與他關系曖昧）的關系，“如慈禧遇李連英”。

三十日，他去訪日本學者鹽谷溫（時從葉德輝學），聽說城中外國人“已半走”，仍然不慌不忙，發了一通感慨：“狐媚可取天下，鼠竊豈可取耶？”所謂狐媚，以他早年勸曾國藩揮師入京“申明祖制”以阻止垂簾聽政的事跡，大概能猜到他說的是慈禧太后。至于鼠竊，則是他把康、梁與孫、黃混為一談，誤以為這次“肇亂”是康、梁戊戌變法失敗后發起“不自量”的“革命”。

明晨，他在左文襄祠門口，親聞“武夫傳呵”，說革命軍已經攻入巡撫署，再親見“須臾，滿城白旗”，他才知道，自己錯了，這不是一時一地的小變亂，而是改天換日的大事件。有點慌，因為，“余亦為俘矣”；有點怕，因為，“在城，終為陷賊”也。此地不宜久留，走為上，可是，“至西門，不得出”，“至南門，已閉”，不得已，只能回到城北公寓，命兒子再探再報。

壞消息不斷傳來。長沙知縣被革命軍殺死，巡撫余誠格（素交）棄城而走，譚延闿（前湖南咨議局長，世交晚輩）“從賊”做了參議院長。既無由求助于體制內高官，又不忍心徇從反體制的貴人，進退維谷。所幸七日后全城解嚴，趕緊離開長沙回到湘潭。

老同志遇新問題

回到老家，也沒有什么好消息。供職于厘局的老朋友找他，請寫信給譚延闿，證明自己“不與賊通”，他長嘆一聲告訴朋友，譚延闿就是參議院長。族孫被革命軍搶劫，向他求助，請幫忙報官，他只能說，“今無官”，但也“不可報賊”。常大淳（前湖北巡撫，與太平軍戰，自殺）的孫子來慰問他，一見，卻已剃發，還說要往湖北投效革命軍；由此，想到劉長佑（湘軍名帥）之孫，也投了革命黨，不由慨嘆“世職從逆”，朝廷“恤賞全無報也”。更令他揪心的是，三個兒子先后剪了辮子，皆已“從逆”。

他經歷的“洪楊之亂”，那么殘酷，身邊也沒有這種現象，從破壞程度來說，“辛亥之亂”要輕得多，時間也才幾天，世界這是怎么了？“自來亂未若此，不亂之亂，如大亂也”。老同志碰到新問題，難怪他感到迷惘。

他給老朋友寫詩：“仙家樂雞犬，兒輩失冠巾”，描述目睹的亂象。他給自己寫詩，卻找不到合適的題目：“欲題七哀，無可哀；題為感遇，又不甚似；改題為悲憤”。終于，他給逃跑的巡撫朋友寫信，以新詞描寫“悲憤”，自以為準確表達了感受：“一時才彥皆無所措手，故家子弟半陷逆黨，我等以專制受累，復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獨立不懼，乃真獨立。立則難言，不懼其庶幾乎”。專制，共和，自由，獨立，這些新名詞，如此混搭，更讓我們體會到闿運的迷惘。這是真慌了。

好容易挨過幾個月，民國成立，改換年號了。元年正月朔，他在日記寫下三個字：“不受賀”。次日，看到清帝遜位、袁世凱任總統的電報，他總算平靜下來，說：“清廷遂以兒戲自亡”；總結得很好。清末施行排擠漢人（重要職位皆旗人），皇族組閣（利益集團壟斷權力），推遲立憲（能拖就拖，當紳民是傻子）的政策，不是視治國為兒戲嗎？武昌首義，孫、黃、宋諸元勛事先全不知情，即使身在現場的首義將士也沒能統一思想敲定開戰的準確時間，不是視革命為兒戲嗎？“打醬油”的立憲派諸君子也是毫無把握，半推半就，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不也是視政治為兒戲嗎？三方都玩過家家，總有一家要崩潰，而崩潰的原因，就看誰更“兒戲”。無疑，清廷得分了。

“請君莫灑新亭淚”

平復心態后的闿運寫了一句詩，恢復了所謂“帝王師”級別的判斷力，詩云：“并無豎子能成事，坐見群兒妄自尊”。上聯，他不將時代巨變歸功于革命黨，下聯，也不認為“亂黨”孫文（他在日記曾稱為“孫帝”）與“世兄”袁世凱（論輩分闿運為世凱父執）之徒真能底定乾坤。而在己，他則說：“請君莫灑新亭淚，且復清春指杏村”；所謂新亭之淚，謂東晉諸人被驅趕到江南，緬懷故國，“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不由得紛紛墮淚。闿運以為不必如此，因為，他對朝廷（自慈禧政變成功上位后的朝廷）早已絕望，對國人（自湘軍崛起后的爭利勝于立名的風氣）不抱希望，數十年來，純以老莊之法入世，游戲人間，除了眼見的風險（如歲末缺錢度歲，兵亂易致戕身），再不以世事縈懷。

元年冬，宋教仁（時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返湘，現身于闿運八十大壽之宴，轉達袁總統請湘綺先生主持清史館的建議。闿運其時正要送女兒去上海，“怯于盤纏”，遂與教仁扯了一會兒史學淡,即欣然應之。

有朋友聽說闿運將北上，投詩相贈，勸他莫做“莽大夫”（以王莽喻袁世凱），闿運認為這是善意，“誠為愛我”。但是，在這樣的年代，莽與非莽，又何有界限可言呢？于是，吾人讀史，就知道中華民國清史館首任館長不是別人，就是王闿運。

返回頂部文章來源： 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