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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當年在臺灣從事革命活動時曾住在“梅屋敷”旅館,現已改建為臺北“孫中山史跡館”。
辛亥革命是海峽兩岸的共同記憶,是聯絡兩岸同胞的一條重要精神紐帶。今年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兩岸各界通過舉辦學術研討會、主題展覽、參觀互訪等活動共同緬懷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輩。據香港《大公報》刊登臺灣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兼孫中山研究中心主任曾一士所著《中山先生三渡臺灣──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一文(略作刪減),詳述了孫中山先生三渡臺灣,既吸收臺灣同胞前往大陸參加革命,又號召臺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史實。
文章展現了國難當頭,兩岸互勵互助的同胞情、手足愛。在當前臺海局勢和平發展的大好勢頭下,兩岸同胞更應努力實現孫中山先生“祖國統一,振興中華”的遺愿。
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40年,與臺灣關系淵源深厚。先觀其革命思想淵源,中山先生自幼喜聽洪門天地會(對內稱洪門、對外稱天地會)的故事,深受洪門革命思想的啟發,他在《孫文學說》上說“洪門者,創設于明朝遺老,起于康熙時代,……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后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為團體,以待后起者可藉為資助也,此殆洪門創立之本意也”,又在民族主義演講中稱贊天地會眼光遠大、思想透澈、觀察清楚、組織巧妙。
清廷割臺 號召臺胞反日
根據學者考據研究,洪門天地會組織的發祥地即在臺灣,蓋由鄭成功與其部將陳永華(鄭成功之子鄭經治臺期間的軍師)之“拜盟”方式演化而來(鄭成功化身為大哥萬云龍、陳永華化身為二哥陳近南),“革命”一詞亦為洪門天地會所提出,故由此角度言之,可以說臺灣是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源起之地;再觀其革命動力來源,清廷戰敗割臺,是促成中山先生迅速組織革命團體、采取革命行動的最早動力來源。
1894年(清光緒20年)11月,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敗象已顯,中山先生見國事危殆,決心走向革命,遠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次年馬關條約簽訂,確定割讓臺灣,中山先生即將興中會總會移設于香港,以利革命行動,他當時念茲在茲的革命志業,就是要救亡圖存,以“振興中華”并“收復臺灣”(一說為“恢復臺灣,鞏固中華”)。1895年10月日本接管全臺,中山先生即同時在廣州發動第一次起義。興中會的第一個分會在1895年成立于日本橫濱,第二個分會就在臺北成立,是由陳少白于1897年赴臺,經楊心如協助,爭取到吳文秀、容祺年等臺灣同胞支持,成立興中會臺灣分會,正式在臺建立革命據點,為中山先生將臺灣與中國革命運動聯成一體,作了鋪路準備。
1912年元旦,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即向中外記者宣示:“中國如不能收復臺灣,即無法立于大地之上”,并于開國典禮之后,接見曾參與三二九黃花崗之役的臺灣志士羅福星,明確保證“臺灣一定要收復”,羅福星大受鼓舞,返臺組織革命支部,積極鼓吹革命。
首次赴臺 策劃惠州起義
中山先生于1900年(清光緒26年)9月24日,化名吳仲,從日本神戶搭“臺南丸”經馬關赴臺。同行者有清藤幸七郎、宮崎寅藏、內田良平、平岡浩太郎、平山周、尾崎行昌等人。28日抵基隆,與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后藤新平會晤,并在臺北新起釘(現為長沙街)設立革命總司令部指揮所,在此策劃惠州起義。惠州之役失敗,中山先生乃于11月10日仍化名“吳仲”,乘“橫濱丸”自基隆赴日,臺灣民政長官后藤新平同行。中山先生在臺前后停留44天,曾與楊心如、吳文秀等人會面。此時,日本政府正嚴密監視并密令干預中山先生在臺“任何行動”。
二次渡臺 基隆短暫停留
1913年討袁失敗后,8月5日中山先生化名王康賢,與胡漢民等隨員2人,自福州搭乘“撫順丸”于上午6時抵達基隆,由臺灣總督府派員接待前往臺北御成釘梅屋敷。中山先生身黑色洋服,日人護衛村田省藏隨行,進入梅屋敷略事休息,由屋主大和宗吉及其弟藤井悟一郎接待用餐,由于日人嚴密監控并催促盡速離臺,致使中山先生在臺停留時間短暫,此行僅能私會楊心如、翁俊明等少數幾位同志。當日下午4時,中山先生仍化名王康賢,改乘“信濃丸”前往神戶。
三赴臺島 宣傳民族意識
1918年6月中山先生辭去護法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職后,由廣州搭船經過汕頭,再轉乘“天草丸”于7日下午4時抵達基隆,胡漢民、戴季陶隨行,目的是想和臺灣同胞見面,發表意見,宣傳主義,以喚起民族意識,但遭臺灣總督府蓄意阻撓,防止中山先生和臺灣同胞見面,臺灣官憲只派員到船中接待,中山先生遂于抵臺僅一小時后(即當日下午5時)便改乘“信濃丸”前往日本神戶,仍由胡漢民、戴季陶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