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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信貸被大家廣為關注是從孟加拉人尤努斯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開始的，而小額信貸（準確的說是普惠金融）與我國的小微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又息息相關，小微企業貸款難、融資難已經喊了很多年了，那么到目前為止我國在小額信貸方面都有哪些新氣象，未來發展的趨向又會是怎樣，本報記者專門采訪了有“中國小額信貸之父”之稱的、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杜曉山。
杜曉山表示，對我國，乃至全球，小額信貸和普惠金融發展的根本挑戰有三個：一是如何擴大它的規模，即幫助更多的弱勢群體；二是如何到達更深的深度，即幫助更窮的窮人；三是如何保證良好的成本效益比，即服務的可持續發展。政府和監管當局通過支持鼓勵向微小企業貸款和小額信貸發展的財稅政策、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等，促進市場競爭，鼓勵面向微小、面向農村、面向弱勢，給商業銀行開展小額信貸業務的壓力和動力。而商業銀行則應有差異化、特色化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思路。
小額信貸應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來看
中國經濟導報：如何定義小額信貸呢？小額信貸和普惠金融存在什么樣的關系？
杜曉山：按目前國際業內主流觀點和世界銀行有關教科書的標準，小額貸款（microcredit）的單筆放貸額度應不高于本國或本地區人均GDP（或人均GNI）的2.5倍。如印度的商業小貸單筆額度一般不超過1000美元。
我國如以此標準，單筆貸款額不應超過10萬元人民幣。當然，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可有不同的標準。我國目前6000多個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的主體與印度商業性小額貸款機構是有很大區別的。我國的小額貸款公司平均貸款額約在七八十萬元到100多萬元，單筆貸款額有的在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嚴格意義上講，這不是小額貸款，而是小企業貸款。小企業貸款已不屬于學理上的小額信貸（即小額存款、貸款、結算匯轉、保險等服務）中的小額貸款的概念，而應將其歸于國際上也在宣傳倡導（我國近年來也在大力倡導）的“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的概念和范疇之內。普惠金融實際上是小額信貸概念的延伸和擴展。簡單或通俗地說，普惠金融=小額信貸+小企業金融服務。目前我國人們常說的“草根金融”基本上就屬于“普惠金融”的概念和范疇。
普惠性金融體系框架認同的是只有將包括窮人在內的金融服務有機地融入于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的金融體系。這樣，過去被排斥于金融服務之外的大規模客戶群體才能獲益。最終，這種包容性的金融體系能夠對發展中國家中的絕大多數人，包括過去難以到達的更貧困和更偏遠地區的客戶開放金融市場。貧困和中低收入客戶及小微企業是這一金融體系的中心，它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決定著金融體系各個層面的行動。在這三個層面上，我國均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
微觀層面。金融體系的脊梁仍然為零售金融服務的提供者，它直接向窮人和中低收入者及小微企業提供服務。這些微觀層面的服務提供者應包括從民間借貸到商業銀行以及位于它的中間的各種機構類型。
中觀層面。這一層面包括了基礎性的金融設施和一系列的能使金融服務提供者實現降低交易成本、擴大服務規模和深度、提高技能、促進透明的中介。這涵蓋了很多的金融服務相關者和活動，例如審計師、評級機構、專業業務網絡、行業協會、征信機構、結算支付系統、信息技術、技術咨詢服務、培訓，等等。
宏觀層面。如要使可持續性的小額信貸和普惠金融蓬勃繁榮發展，就必須有適宜的法規和政策框架。金融監管當局、財政部和其他相關政府機構是主要的宏觀層面的參與者。
印度出現的小額信貸危機的教訓來自于地方政府的不當處置
中國經濟導報：印度安得拉邦曾經發生過小額信貸危機，這給我們帶來哪些啟示？
杜曉山：2010年10月以來，印度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出現了小額信貸的重大危機，至今，后遺癥嚴重。此事件是全球小額信貸行業近年來最重大的事件。與中國的情況相似，印度小貸在各地區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印度小貸危機其實主要表現為安得拉邦小貸的危機，它又主要是商業性小貸機構所引發的危機。在印度28個邦里，在南部的安得拉邦小貸業務的規模約占30%強，其他南部兩個邦又占20%。安得拉邦私營商業性小額貸款機構在其內外部追求高盈利目標的動機驅使下，彼此間競爭激烈，而且它也與政府主導的“婦女自助小組+銀行”項目激烈競爭，形成了小貸客戶多渠道獲貸和過度負債，進而還貸困難。而私營小貸機構不適當的催收貸行為造成了一些較嚴重負面的社會后果，先后有幾十位小額信貸客戶自殺，再加上媒體的渲染和政府政客不當干預，客戶逃廢債行為愈演愈烈，機構信貸風險激增，股東與融資機構信心動搖，市場信貸額度銳減，不良率劇增，造成了多輸的局面。
從印度的教訓看，地方政府的不當處置，對小貸事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退的作用，最終使弱勢農村中下收入和貧困農戶的金融服務再次受到嚴重損害。印度央行在本次危機中出臺的新規比地方政府要好，但其中仍有不少規定不利于小額信貸行業的發展。因此，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主要應是：有統一協調的雙層監管機制；監管部門的政策法規既要防范金融風險和保護消費者權益，又要有利于小貸機構的發展，也就是說要有支持鼓勵小貸事業健康發展的規制和執行力。
印度安得拉邦這次小貸危機出問題的主要是商業性小貸機構。實際上國際和私人資本看中和進入的也就是這類小貸機構。印度一些進行了商業性改制轉型的公益小貸機構和一開始就設立為商業性的小貸機構，它們的問題是過度的商業性，忘記了小貸機構自身應有的社會功能屬性。小額信貸本質上是社會發展屬性和金融經濟屬性相融合的產物，要體現兩者的特性，應求得矛盾的平衡和統一，這也使它既區別于扶貧社會項目和一般金融活動，又與這兩者相關相連。
小額信貸發展應注意均衡性
中國經濟導報：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政府和相關的監管部門在小額信貸方面可以做哪些工作？
杜曉山：就中國目前的情況看，對于政府和監管部門而言，應該在現有政策基礎上，一方面繼續堅定不移地推動小額信貸和普惠金融的發展，商業性小額信貸和公益性小額信貸都需要，防止出現對小額信貸的誤解和健康發展勢頭的逆轉。另一方面注意發展的節奏，突出“穩步”和“健康”的原則，注意行業發展的健康和監管的有效。
當前，我們特別應注意小額信貸發展的“兩個”均衡性。一要均衡發展商業性小額信貸和公益性小額信貸，加大對公益性制度主義小額信貸這一“短板”的支持力度，以利推動普惠金融體系的健全發展。二要均衡注意小額信貸機構的財務績效和社會績效。也就是說，衡量和評價任何一個小額信貸機構，必須有兩個底線，即財務績效和社會績效兩個標準。印度現在的危機，從宏觀上看，與監管部門對小額信貸過度商業化和對運營機構不注意社會績效的行為缺乏有效監管有關。
從政策監管的層面，還應注意平衡分配和引導資源，提高小額信貸發展薄弱地區的資源配置；有關部門應加強認識和工作上的溝通和協調一致；對不同機構實行差異化的監管；正確引導和發揮媒體輿論的作用；進行金融教育培訓；培養良好的信用環境，建立健全征信系統和信息管理系統；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從整體上考慮建設小額信貸這個行業，包括發展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和支持性中介服務提供者，例如評級機構、培訓和能力建設機構、管理信息系統和信息技術提供者、行業協會；等等。
我認為，各種類型的小額信貸都應支持，并同時關注解決它們的財務績效和社會績效問題，這才是我國小額信貸的正確發展方向。真正愿意服務于中低收入和貧困群體客戶的小額信貸的是公益性制度主義小額信貸，應該給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勵。因為迄今為止，相對于福利主義小額信貸和商業性制度主義小額信貸，公益性制度名義小額信貸仍然沒有得到政府具體的政策法規的支持。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