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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析中共治國方略轉型：“治理”取代“管理”
關鍵詞： 治理 管理 治理理論 治國方略 治道變革 科學發展觀 社會管理 管理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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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11月18日電 最新一期《學習時報》刊發了徐曉全的署名文章《從“管理”到“治理”：治國方略重大轉型》。文章稱，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并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意味著黨的執政理念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轉變為政府自上而下與社會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治理”。
文章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共在6處9次提到“治理”一詞。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治理體制”；提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提出“創新社會治理”，“要提高社會治理水平”，“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等等。
文章介紹，治理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于西方國家，現已成為全球政府治道變革的普遍趨勢。治理理論認為，治理是一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互動的過程，強調政府與社會通過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從而尋求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它以合法性、參與性、公開性、透明性、回應性、法治性和責任性等為基本特征。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治理”確立為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執政理念，既是對治理理論的積極借鑒，又具中國特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實踐總結和必然選擇。
文章介紹，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社會建設和管理”被列入“五個統籌”之中，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要方面和必然要求。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2007年十七大提出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
2011年以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在中央頻繁強調下成為新的政治話語和執政理念。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上，中央改變了以往研討經濟問題的傳統，首次將“社會管理”上升到與“經濟發展”并駕齊驅的地位，提出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戰略構想，強調社會管理在整個國家的戰略發展、規劃重點、資源配置和政策部署等多個方面的重要性和優先性。2011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問題。
2012年十八大提出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由“格局”上升為“體制”，并且強調“法治保障”，表明社會管理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章稱，十八屆三中全會繼續推進理論創新，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并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意味著黨的執政理念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轉變為政府自上而下與社會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治理”，這顯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創新，標志著“治理”取代“管理”，成為新時期深化改革的執政理念和治國方略。
文章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展了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等全方位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增強，政府從全能政府逐漸變為以“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為主要職能的有限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方面，政府機構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大部制改革穩步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取得較大進展，管制型政府逐漸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和完善；社會體制改革方面，我國開展了包括社會事業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和醫療體制改革等在內的方方面面的改革，等等。
文章指出，2011年“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成為新的戰略構想以來，各地的探索共同體現了一些新的變化：由強調政府自上而下的層級管轄變成了強調減少管理層次、資源下沉和撫育基層發展；由主張“政府包打天下”轉變到運用社會組織在內的各種力量；由單純的行政管控手段轉變到依賴包括非強制、非官方和非正式的方式在內的多種方式實現社會治理。以“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作為探索的關鍵點，著力探索一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社會管理體制，成為各地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共同點，這顯然契合了治理理論的核心理念，賦予社會管理“治理”色彩。
文章強調，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要立足基本國情，又要以開放的態度廣泛借鑒和汲取國外的有益經驗，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治理”理念納入黨的執政話語體系，順應了經濟社會發展對黨的執政提出的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總結，是對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借鑒和吸收。改變傳統的以自上而下管控為特點的“管理”理念，摒棄單一的行政管控手段，轉變為一種強調國家與社會合作共治的“治理”理念，著眼于“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建立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