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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11月11日電 十八屆三中全會進入倒數第二天,中國的“改革大菜”即將出爐,有分析把中國的改革關口定位在三點:“政府與市場”關、“發展與轉型”關與“公平與正義”關。境外華文媒體有分析指出,這些改革方向有望列入中國未來10年藍圖的“全面發展新階段”。那么如果“闖關”成功,則會為中國帶來三個“機遇”:契機、轉機和商機。
中國改革的契機:擺正政府定位
臺灣《經濟日報》指出,目前對這次會議最高評價,當是改革的重新起步。但是,真正的改革,從來不是設計出來的。所以只要門一開,動將起來,怎么動是大家的事,這就是改革的契機。
臺灣《旺報》指出,這次會議將“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這將嚴重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且這“集團”的邊界很難界定。是一般民眾又羨又恨的國有行業嗎?這集團包含地方政府嗎?
美國《星島日報》指出,過往中央有受制于官僚體系積弊,在政令傳遞與底層信息回饋方面出現“腸梗阻”現象,以致無法“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因素,同時也存在既得利益集團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干擾或阻撓中央政策的制定與推行的事實。
美國《僑報》指出,李克強就任國務院總理后第一次面對記者時就意味深長地說:“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而中國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將這種難度說得更加具體:“在諸多利益群體中,最硬的一塊骨頭無疑是政府部門,固化的既得利益往往和政府部門自身的利益相關聯?!?/p>
新加坡《聯合早報》指出,一段時間以來,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律化,造就了一批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它們成為進一步改革的最大障礙。如果進行相關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損害一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有些人就會消極對待改革,甚至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各種方式來阻礙改革。
香港《明報》指出,如果說35年前中國開啟的改革開放,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的話,今天習李的全面深化改革,主要針對的應是分配與權力,而對權力的改革,近期看可以政府行政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政府職能轉變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前提。
新加坡《聯合早報》指出,改革突破口可以歸結于:打造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改變地方政府作為經營主體的性質。從官方近一年來釋出的信號看,實現政府職能轉變,也是本屆政府的主要改革思路,這表現在政府不斷要求減少審批。
中國經濟的轉機:轉變發展方式
美國《僑報》援引分析指出,如果說這次會議有一個壓倒一切的主題,那就是為了使經濟發展模式實現必要的轉變。
臺灣《經濟日報》指出,危機帶來轉機。中國經濟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毛病,形成了30年的“唯GDP論”,中國經濟諸多問題均源于此。而中共三中全會,將因應化解危機而來一系列觀念轉變,由之帶出“發展方式的轉變”,這就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轉機。
美國《世界日報》指出,大陸過去30余年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廉價出口和煤炭等廉價資源促進增長,但隨著工資增加、全球經濟萎靡,公眾對環境和污染關切日益增高,總體經濟戰略亟需重新審視調整;數十年飛速增長積累的經濟和社會失衡、矛盾擴大,也使領導層無處可避,須以實際行動從根本上紓緩日增的壓力。
《旺報》文章說,過去被奉為經濟成長硬道理、政績排名神主牌的GDP,如今成為各界檢討反思的對象,這個現象并不是要揚棄GDP,而是大陸高層已開始正視經濟發展所具有的多面向特性,顯然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即將由“量變”進階到“質變”的層次了。
中國民眾的“商機”:惠民生為經濟發展添動力
臺灣《經濟日報》指出,近來養老金改革成為社會爭論焦點,更多爭論是財富分配不公引發的貧富差距問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實現公平正義,是發展的活力泉源與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也是大陸在社會轉型期必須跨過的關口。
新加坡《聯合早報》指出,在改革開放之初,改革是在做“加法”,每一社會群體,或者說絕大多數的社會群體,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后來,隨著改革的向前推進,有的受益大,有的受益少,甚至有些社會群體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樣,改革就不可能都是做“加法”了,要進行利益調整和權力再分配。
臺灣“中央社”指出,雖說中共歷年三中全會多次聚焦經濟,但今年聚焦經濟,并非以經濟快速成長為目的。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唐永紅指出,大陸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長期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成長,如今,一方面要提高內需,另一方面是透過引進外資,帶來競爭,提供成長動力,但重點圍繞在“和諧社會”。唐永紅指出,大陸想拉動內需,效果不彰很大的原因是貧富不均。
香港《大公報》援引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龔維斌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社會建設卻相對滯后。如果長期忽視發展民生事業,或者只重視少數人而忽視普通民眾的民生改善,經濟發展就會缺乏動力和穩定的社會基礎。
香港《南華早報》中文網指出,由于全球經濟依然低迷,除投資外并無其他需求能夠消化產能。中國為消化過剩產能,制造出投資需求,導致產能更加過剩。但中國之后應能進入另一輪增長周期,中國居民消費水平目前只相當于西方國家的一成。因此,合理的做法是政府提高居民收入、支持消費,由此逐步消化過剩產能。在經濟調整的過程中,家庭收入則會增加,民眾購買力就能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