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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0日09:05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在計劃經濟年代，強國富民可能是執政黨很難避免的歷史選擇，但結果是國家財富和居民財富失衡，因此作者認為，“十二五”時期應該樹立“富民強國”發展思維和發展理念，這不是哪個更重要的價值觀問題，而是考慮到未來經濟長期、持續、穩定增長的自然要求。

國際金融危機基本結束后，中國將進入“十二五”發展時期。

“十二五”是我國發展進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

“十二五”期間，我們既要在后危機時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又要不失時機搶占全球發展特別是新興產業發展的戰略制高點，還要更加有效地解決長期積累下來的許多社會經濟矛盾，為中國更長久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固、寬廣的基礎。

現在社會各方面都很期待，希望在“十二五”期間，對當前中國的三大課題——轉變發展方式、追求社會公平、深化體制改革，能有新的突破。應該從哪里著手呢？政府決策部門組織諸多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了集中研究，已經提出了比較系統的方案，對以上三大課題都作了積極回應。然而，我認為，有一個東西可能更加重要。

在“十二五”時期，樹立一個新的發展思維和發展理念可能更為重要，這就是富民強國。

強國富民和富民強國，看起來只有詞語排序上的差異，實際上并不相同。在歷史考察中可以發現，從計劃經濟時期到改革開放30年，盡管體制特征大不相同，但就政府進行發展戰略操作的實際狀況看，都未擺脫強國富民的路子。

強國富民絕非貶義，更不是一個壞字眼。計劃經濟17年，強國富民可能是執政黨很難避免的歷史選擇。當一個現代國家在建國時強敵環伺、戰爭威脅未消、工業化幾乎為零的時候，如果不先集中資源把國家力量做大、做強、做硬，恐怕其他的事情就很難辦。這種情況下，政府在“黃油和大炮孰先孰后”的選擇時挑選后者，是可以理解的。這種發展背景下的強國戰略，又被計劃體制進一步強化了、扭曲了。在國家集中配置資源并管控社會經濟活動的體制下，無論主持者的最初動因多么美好——計劃體制絕非不關注民生發展，結果必然是國家力量的優先擴張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長期遲滯，最后則是人民群眾不再愿意為這樣的強國目標付出，甚至采取極端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從前和現在，所有計劃體制的案例都為此作了證明。

改革開放，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發展方針。這是一個革命性改變。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現代化發展思維和發展理念方面出現了重大歷史進步，第一次把民生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基點：一切以民生福祉為準則，一切以民生進步為判斷社會發展進步的尺度。事情確實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30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家實力空前強大，老百姓貧困的帽子基本上被摘掉了。

然而，新的問題又產生了。

強國富民的發展路子，具有很強大的思維慣性、機制慣性和利益慣性，并沒有輕易離開政府的管理行為。

計劃體制的頑固影響，進一步促使這種發展路子在新的環境下以新的形式得以繼續延伸。根據我的一個研究數據，1998年到2005年，GDP年均增長8.9%，同期國民收入的幾個重要指標，工業企業利潤(國有大型企業為主體)、中央財政收入、地方財政收入、城鎮單位勞動報酬、城市居民收入、農村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長，分別為30.5%、18.6%、16.6%、9.9%、8.7%、4.6%。這個排列足以說明問題。其中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都低于GDP的增長水平。全國總工會2010年的一個調研分析顯示，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持續下降，2005年為36.7%，22年下降近20個百分點。從1997年到2007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大量積聚起來的財富主要集中在誰的手里？這個問題很難一下子說清，但有幾組數字可供參考。2009年底，中央財政收入3.5915萬億人民幣，中央所屬企業資本和利潤總額分別是22萬億和0.9655萬億，國家外匯儲備約合16.4萬億，總計42.95萬億——這應該是中央政府代表國家直接掌控的資本財富吧。同年，城鄉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分別為26萬億和21萬億。盡管這些數據遠不是國家財富和居民財富的全部，但至少可以清楚地告訴我們，二者可能不是一個等量級。

對以上狀況，幾乎沒有多少學者認為是合理的。

但是，在這里，我還要講另外一種分析。根據經濟史的研究材料，當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高速發展，特別是進入重化工業加速發展時期的時候，資本積累與聚集的機制發揮重要作用，資本壟斷的力量特別強大，同時，國家也常常在這個過程中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乃至最終形成各種形態的國家壟斷。在這個發展過程中，資本財富特別是壟斷資本財富的增長特別快，國家資本財富和國家掌控社會公共產品的規模也特別大。

這種歷史材料能否為中國30年來發生的上述情況做出解釋，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現在的問題是，無論如何中國已經度過了工業化資本積累和工業化前期發展階段。按照國內學界一個比較認同的觀點，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發展的后半段。200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2010年第二季度，國內經濟總量超過日本……這一切都表明，我們已經完全有條件也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下改變強國富民的發展思路了。

也許有人會說，政府在籌劃發展時從來都是充分考慮民生問題的，強國富民和富民強國又何必那么較真呢？

如果做理論上的辨析，確實很難說清。但只要實際考察一下經濟生活中發生的事例，就不難看到區別了。以民眾最為詬病的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問題為例，很顯然是基本公共福利產品有效供給不足。這些事情久議不決、久拖不決，一個主要矛盾是資金大量短缺，再講下去，就是需要通過發展來逐步解決問題了。這樣的解釋，30年前或十幾年前或許還能說得通，現在則完全不能成立。前面已經講了社會財富分配狀況，政府應該是“不差錢”的，問題是怎樣分配。

現在中央政府可以集中運作的資源規模(有形和無形的)相當可觀。但這種運作實際上有一個既定模式——以基本建設為主體的國家大項目體系，必需優先投入和保持增長，成為一種不可逆的剛性選擇。社會民生項目的投入及增長也被列入重要位置，但在實際操作上，同國家大項目體系相比，絕對不是必須優先投入和剛性選擇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有在前者分割有剩余的情況下，才能籌劃后者的發展空間。

從“十二五”開始，我們是否可以換一種決策思路，換一種倒過來的決策運作方式呢？

首先，把經過合理確定的國民收入增長指標放在第一位，擺在GDP增長之前。對完成這個指標的相關項目體系進行優先投入，并進行配套政策安排。之后，再確定以基本建設為主體的國家大項目體系的投入及增長。國家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大盤子，也相應按照這個秩序進行設計。例如，在“十二五”期間，可以把建立城鄉基本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衛生改革兩件大事作為剛性發展目標，集中投入，按期完成，不再試點。同時，對中等收入階層和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進行較大幅度減稅，把國家對創新激勵的主要財力支持放給民營企業，政府壟斷經濟部門進一步戰略性收縮，積極擴大民營資本的市場競爭領域，以及其他有利富民的政策舉措。

這樣的做法，可能會出現一種有爭議的現象，就是以基本建設為主體的國家大項目體系，其投入及增長水平會有所下降。但我認為，這種增長水平的適當下降是必要的，完全不影響國民經濟發展水準在新形勢下的提升。而這樣做的好處，卻可能成為增長方式和發展方式轉變的真正樞紐。

其一，隨著消費預期的穩定和居民收入大幅增長，社會消費規模必然迅速擴張。只有在市場消費力增長完全超過政府掌控的投資力增長的時候，消費者主權才能真正確立，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全面發揮。

其二，只有居民收入水平和社會消費能力上一個新臺階(無論叫什么倍增計劃也好)，國內市場加速擴張提升水平，內、外需失重結構才能逐步扭轉；對國際經濟的被動依賴才能逐步遞減；央行也可以不必大量超發人民幣，以貨幣風險為代價形成政府強勢購買力，而民間總體購買力也才能得以提升。

其三，只有社會消費(現實的和潛在的)被充分實現之后，基礎設施建設才能找到最合理的投入、發展方向，而只有依賴市場和社會消費支撐的基礎設施建設，才能成為最有用和最有效率的社會公共產品。同理，只有為市場所接受和社會消費支撐的經濟結構調整，才可能脫離人為的主觀設計，找到合理的方向，有效地持續下去。

最后，在居民富裕水平大幅提高后，政府可以找到新的更廣稅源、稅基 ，政府財政收入從長遠看不會受到損害。

富民強國并非出自價值考慮。

從強國富民轉變為富民強國，本文并非出自價值觀念的考慮——當然以民為本的價值觀念也非常重要，而是完全從發展出發，考慮未來經濟長期、持續、穩定增長的自然要求。

從強國富民轉變為富民強國，這種轉變或遲或早總是要出現的。如果出自政府理性、自覺的轉變，雖然體制內部矛盾多多，難度不小——主要是政府機構掌控大量投資和資源的權益損失，但總體看是劃算的。因為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不滿意目前的狀況，越來越不滿意現在的財富分配結構，越來越不滿意政府財富增長和自己實際福利增長的反差，也越來越不滿意政府對此的無能為力。那么，這種轉變就可能以另一種被動的方式進行了。

從強國富民轉變為富民強國，肯定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不可企望一蹴而就。但無論如何，“十二五”是一個起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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