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微博 首頁 > 時政·社會 > 時政·社會

2014年02月18日09:29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了一個陣容豪華卻行事低調的團體—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

有外媒解讀稱，這是中國國家元首為即將出臺的經濟改革問計海外智囊團。翻看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的名單，諸如波音公司、可口可樂公司、高盛集團、摩根士丹利、麥肯錫、花旗集團、BP公司等都名列其中。

近年來，國際頂級戰略咨詢公司(俗稱“洋智囊”)的身影開始頻頻出現在中國各級政府和大小企業的決策研究體系中。

2014年1月9日，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會見了美國麥肯錫公司董事長兼全球總裁鮑達民一行，韓正表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是當前乃至今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最重要的任務，我們的改革需要智慧尤其是世界智慧。

作為中國的官方智庫之一，曾有某省份的社科院院長表示，自己現在最大的競爭壓力就是來自像麥肯錫這樣的洋智囊。

在一般人眼中，洋智囊有著令人羨慕的創收模式。通常情況下，幾名全職人員在短短數月就要收取動輒百萬、甚至千萬元的咨詢費用。然而，由于和客戶的保密協議，洋智囊往往都遵循著“低調不宣”的原則，除非是客戶非常滿意，率先高調表態，否則在公開資料上很難查到他們曾經參與的政府或企業的項目。

許多人對洋智囊的認識，還簡單停留在“花巨資買了幾百頁PPT”的層面。

為什么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和企業開始使用并依賴洋智囊？洋智囊在中國參與了哪些項目？其戰略咨詢的模式是什么？高額的收費到底值不值？

根據公開信息查詢，國際專家參與中國改革，最早可上溯至20世紀80年代，包括斯蒂格利茨、米爾頓·弗里德曼等一批經濟學家，都曾作為中國政府特邀經濟顧問參與中國改革的探討。

早在1983年，鄧小平就提出，要利用外國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建設。對中國來說，快速的發展與轉型期的矛盾兩相交織的社會背景，迫切需要更多元的智力支持。

1988年，弗里德曼甚至專門給中央高層寫了一封信，其中所提到的主要經濟政策，比如放松外匯管制、反通脹、“價格闖關”等都在后來10多年里得到部分或全部印證。

也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洋智囊的身影開始頻頻出現于地方政府及各大央企的決策研究體系中。

2000年10月，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首任院長、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的積極推進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成立。朱镕基在成立大會上說：“中國經濟開放正處在調整結構、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的任務宏偉而艱巨，關鍵是要有人才。”成立這個顧問委員會，就是要“學習成功企業的管理經驗，學習世界上優秀管理學院的教學內容、方法和手段”。

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北京董事總經理余進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從自己近14年的親身經歷來說，感到中國在使用外腦方面變化很大。

一是一些過去疑惑于“‘西醫能治得了‘中國病’嗎”的企業和政府部門正在轉變觀念，越來越多的中國本土客戶、企業、政府成為麥肯錫的服務對象。二是合作的模式越來越深入，過去是5年一規劃，現在更多的是一年一年的長期合作。三是為了適應中國市場的需要，麥肯錫培養了一批中國生中國長的合伙人，這些項目負責人可以更有效、更好地為中國政府和企業服務。“我本身就是這樣的例子。”余進說。

余進的這一感受，也得到了多家洋智囊高管的認同。

埃森哲大中華區主席李綱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最近10年一個突出的轉變是，“最初進入中國市場時，我們的客戶仍以跨國公司為主，而現在80%以上的客戶是中國本土企業”。

羅蘭貝格全球執委會成員、高級合伙人兼大中華區執行副總裁吳琪回顧10年來公司業務在中國的發展，表示有兩個主要變化：一是有越來越多的行業開始接受外國的咨詢公司，他們的服務對象從最早的在中國的外企，到大的國有企業，再到中等規模的企業、民營企業，且后者的比例一直在增長；二是企業要求的“題目”越來越多樣化，對項目實施的要求越來越多、越來越高。

波士頓咨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總經理黃河認為，中國的客戶，無論是企業和政府，對國際戰略咨詢公司的開放度都比10年前好了很多，在接受程度上也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把智囊公司的建議采納到經營決策之中。

“最早咨詢行業興起的時候，可能只給一個理念就受益匪淺，比如業務組合、產業鏈、供應鏈，但現在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知識的快速傳播，大家對僅是概念性的東西已經完全不滿足了，客戶需要確實能解決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的意見和建議。”吳琪說。

洋智囊為什么受歡迎？

雖昂貴，

但專業、保密、且有資源……

“洋藥能不能治中國病？大道相通。只有對問題的理解和把握準確，集合全球最好的經驗量體裁衣，才能夠更有效，更好地服務中國的政府和企業。”余進說。

2010年，麥肯錫承擔了名為“四川省‘十二五’推進新型工業化研究”的課題，最后的科研成果得到官方的肯定。這種肯定來自于麥肯錫在基礎分析上一些比較先進的理念：比如，它在進行基礎分析的時候，把四川工業的內外環境結合起來，把四川放在全國乃至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來分析；再比如，在分析四川工業的時候，不僅從總量上進行分析，還對四川工業的經濟效益，如稅收、利潤的增長和整個工業結構等進行了分析。

有人曾經提出質疑：洋智囊所用的某些國際化研究策略，本土智庫也能做到。對此，吳琪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有許多信息是不能從二手的材料中得到的，只有在當地生活過、拜訪過當地企業，才可以不停留在一紙概念上為客戶提供深層次的、基于國際背景下的管理咨詢。

黃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和本土企業愿意選擇國際戰略咨詢公司，一方面是需要國際視野，另一方面是本土的戰略咨詢公司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利益相關方，于是“國際視野下的客觀判斷”成為政府和企業的首選。

據了解，國內某些官方智囊機構在很多時候為爭取領導重視和經費支持，將領導的喜好和思想“打包”進建議之中，把領導的想法“包裝”一下，做官樣文章；常常是領導提出個政策，智囊機構去解讀它的合理性，給領導唱贊歌。“××領導提出了……為……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按照××領導提出的要求，堅持以……為核心，扎實推進……”這樣的表述常常成為某些官方智囊機構的科研人員研究成果的主體。(詳見本刊2013年第30期《官方智庫的“最外圍”危機》)

吳琪表示，國際戰略咨詢公司為了提供最先進的管理咨詢，對知識管理也非常重視，以羅蘭貝格為例，1999年公司花了3億德國馬克(約15億人民幣)對羅蘭貝格已有的資源、案例等做了全面的分類和管理，把所有人的經驗匯集到一起為未來公司的發展做好準備，而據他所知國內的戰略咨詢公司很少有做知識管理的。

另外，吳琪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公司成功與否，歸根到底要看能不能招到一流的人才。目前人才競爭異常激烈，他聽說過，有的國內咨詢公司底薪一個月幾千元，然后賣項目分提成。而在一線的國際戰略咨詢公司里，年薪30萬到百萬級別并不是什么新鮮事。

余進表示，高端的戰略咨詢公司對客戶的保密高度嚴格，雖然政府可能沒有那么敏感，但是他們還是遵循了從一而終的保密原則，這一點也深得客戶信賴。

余進舉例，曾經有一位行業內的龍頭企業找了一家沒有遵從保密協議的戰略咨詢公司做了一個五年規劃，結果這份規劃還沒實施，就從一個企業的規劃變成了一百個企業的規劃，直接導致這個行業的產能過剩。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適合所有人做，量體裁衣的戰略才是適合企業的戰略。”余進說。

而在地方政府引入“洋智囊”的過程中，除了建言獻策外，地方政府也很看重這些智囊背后的項目和投資。按照余進的話說，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可以落實到更實的事情。

2014年1月9日，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會見了美國麥肯錫公司董事長兼全球總裁鮑達民一行，并表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是當前乃至今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最重要的任務，我們的改革需要智慧尤其是世界智慧。實際上，麥肯錫和上海市政府的合作已經持續了10多年。

余進表示，麥肯錫和上海市的第一個合作項目是對上海市南京路的改造。10年前的南京路并不是上海市想顯現出的高端形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形象已經破落。麥肯錫對南京路重新做了定位和規劃，將其規劃成為世界一流名品都愿意來的商業一條街，然后再利用麥肯錫在全球的客戶資源將他們吸引到南京路上，完成了“筑巢引鳳”的過程。“很多時候我們做的是一個‘match maker’(配對者)的工作，用我們的資源為客戶找到適合的發展路徑。”余進說。

也是從南京路開始，上海市各區開始和麥肯錫合作，尋求自身的發展機遇。

返回頂部文章來源： 中國經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