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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紅會體制和制度不改革無法重獲公眾信任
關鍵詞： 紅會 王郭美美事件 義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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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他們怎么回應？
王永：他們在半個小時以后就發布出來了，我記得那天是，是一個休息日，但是他們在半個小時以后就把這個信息發布出來了。后來網友又有質疑，說你發布了一個清單，你沒有寫清楚詳細的地址，我們怎么去監督，怎么去查。那好了，我也把這件事情也告訴了紅會，紅會給我的回應是好，我們抓緊時間把項目的清單整理出來，向公眾公布，我當時就問他，那你為什么你這個清單能公布，為什么那個清單就不能公布呢？后來他給我們的解釋是，因為目前的這個公布的這個項目清單是我們在計劃的時候的項目清單，這個計劃是按照目前是按照計劃來執行的，那么總會它是不可能面對縣紅會的，總會需要面對省、市的直轄市的紅會，所以信息的搜集是需要有一個時間的過程，我說好，我說那你們這個解釋最后我個人我也能夠接受，但是我想你們給我一個時間。
解說：就在王永與紅十字會溝通的同時，中國紅十字會也在第一時間對此事件進行了致歉說明。
【新聞】 紅十字會表示，北京保利捐款意向是用于汶川地震災后重建，將100多位藝術家捐贈的資金用于博愛家園項目的建設，這與捐贈人的意愿總體上是一致的，但在捐款使用全部過程中，未能及時與捐贈人溝通，對捐贈人的服務有欠缺。紅十字會對此向相關捐贈者致歉，并表示將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進。
記者：作為慈善機構來講，像善款被挪用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僅僅道歉足夠嗎？
王永：是，不夠。我說面對質疑，紅會只是道歉是不夠的。因為這里面有一個什么問題呢？藝術家的善款，他是委托給紅十字會，這個錢的主人從本質上來講不是紅十字會，紅十字會他只是起一個代行管理的職責，所以你要動用這些錢你必須要征得捐款人本人的同意，這是中國紅十字會捐贈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的。但現在這個做法是錯誤的，而且我個人認為，不能僅僅只是道歉，而且一定要得到藝術家的諒解，雙方要達成一個備忘，達成諒解，而且以書面的形式來告知社會公眾，我覺得這件事情才可以。否則的話，按照捐贈管理辦法的話，紅會是需要承擔行政責任的。
解說：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正當中國紅十字會接受第三方中國紅十字社會監督委員會監督的時候。又有媒體報道稱，紅會的常務副會長趙白鴿近日當選2013年中國十大品牌女性。一位名叫“五岳散人”網友5月2日質疑說：頒獎機構為品牌中國產業聯盟，該聯盟的秘書長王永同時也是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委員。對此,王永在微博回應：如有任何利益輸送，定當擔責。
記者：你心里覺得委屈嗎？
王永：你覺得呢？
記者：我想聽你的答案。
王永：我覺得有點委屈。
記者：從外人來看，這的確讓人有些聯想，因為你作為一個品牌中國的創始人，然后你把這樣一個獎頒給了你要監督的一個對象。
王永：就這個質疑從表面上一聽我覺得是，聽起來是有道理的，好像覺得是不太應該。在評選委員會我只有一票的投票權，相信還有其他的專家，包括國務院參事，包括全國婦聯，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的一些領導，還有其他社會上的一些學者，那么每個人他都有一個判斷。那這個投完票以后，我們是根據投票的結果來決定誰是否當選，我所起的作用只是一個推薦權。
記者：但是對于第三方來講的話，授予她任何獎項可能別人不會質疑，但是作為你這樣一個身份，社監委的成員之一，那么這樣一個身份就很容易讓人感覺到這背后是否還有其它的一些利益輸送？
王永：但是我想說的是，我在社會監督委員會，我只是一個不拿工資的志愿者，我跟他們沒有任何利益上的輸送和財務上的關聯。不光是我，我們社監委所有的委員都是這樣，關于利益輸送的問題，我昨天也在聲明里也說得非常的清楚，趙白鴿會長來參與我們的活動，我們是一個公益活動，我們中間沒有任何的利益往來，如果我們的觀眾或者媒體，如果發現了，我愿意承擔一切的責任。
【趙白鴿同期：紅會與社監委的關系】
記者：你們社會監督委員會的成員是可以單獨就可以進行監督呢，還是必須要經過內部會議的決議整體決議后才能進行監督？
王永：一般地來講，就是按照專業對口的原則，比如媒體方面的事情可能更多的我們去找巖松去咨詢，比如說關于品牌和公共關系的事情，可能會找我來討論，那么比如說像這個財務的事情，可能會找劉姝威委員去討論，那么這些首先它是有一個分工，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這個事情比較小，那委員就去做了，如果是遇到重大的事項，那就必須要社監委全體表決，我們一般的來講我們是全體會議是每年開兩次，每年年底一次，年中一次。
記者：但是人們也會覺得這十幾個委員分屬于不同的行業，還有各自的工作，那么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怎么能夠有效地履行自己的監督職責呢？
王永：其實大家會覺得好像我們半年才開一次會，那么溝通是不是太少了，其實我給大家做一個情況的介紹大家就明白了，我們現在每天，我們的郵箱里面可能會收到討論的郵件，可能最多的時候可能達到幾十封，怎么做呢？一個委員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需要討論的話，他通過郵件發給各位委員，一個群主，發完以后，每個郵件，每個委員，我們要求是每個委員回復的時候，都是同時抄送給其他所有的委員，也就是說我們在郵件里討論的所有的問題，其他委員理論上也是都能看到的。
記者：但是人們也會有這樣的質疑，比如說在紅會這些賬務上的這些專業問題，對于你們每個委員來講可能并不是自己的專業所長。
王永：兩點，第一點大家知道劉姝威委員是非常資深的財務專家，著名的藍田案就是她給弄出來的，第二點我們除了劉姝威委員之外，我們還有權力去聘請第三方獨立的審計或者是調查機構。
記者：但是聘請第三方是需要費用的，你們這些委員要運作也是需要費用的。
王永：第三方調查的費用這些都是應該從紅會的行政費用里面列支，那么為了避免所謂的用錢就是財務的不自由導致我們別人會質疑我們監督結果的不自由，我們有一位委員還專門向社監委捐了一筆錢，這個錢現在就目前來看的進度來看，它至少夠我們用一到兩年，也就是說按照我們的章程是，紅會應該承擔我們的辦公費用，而現實的情況是，我們沒有花紅會的一分錢。
解說：事實上，在此次四川蘆山地震中，中國紅十字會依然是慈善救援的主力，然而這是與公眾強烈的不信任并存的，更多的人是因為對災區的愛心而選擇了繼續捐款捐物，而并不是對于紅會的完全信任。而對于成立只有一年多時間的的社會監督委員會來說，能否真正有效的監督紅會、制約紅會，成為公眾最關切的疑問。
記者：但是對你們而言的話，如果說要監督紅會的一些具體的賬目的問題的話，你們有什么樣的一種強制的權利來約束他們呢？如果說對方可以拒絕或者說不配合的情況下。
王永：我覺得你說的這個問題也是很多公眾所關心的問題，我們到底有什么權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幾個權利，也是按照我們的章程來講的幾個權利，首先我們是可以列席紅會的所有的會議，無論它什么級別的會議，包括他的執委會，我們都是可以列席的，它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這是第一。第二，紅會社監委是可以直接給紅會的任何一個人直接溝通，而不需要通過任何的中介，第三個就是紅會所有的資料包括文件，包括這個保密的也好，不保密的也好，所有的檔案資料我們都是有權調閱的，還有一點，第四點，社監委成立以來，紅會所出臺的重要的文件、重要的政策方針都需要通過社監委的批準，那么實際上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紅會不配合的話，社監委其實是比較難以發揮作用的。
記者：為什么這么說？
王永：就像你剛才所講的那樣，如果紅會他不自身的內部規定說所有的質詢你必須要回應，所有的電話你必須要接，所有的這個會議你必須開放的話，那在內部會受到很大的阻力，這一點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想象得到。正因為紅會有了這個勇氣，說自己把監督的力量找上來，叫自找監督，也正是因為有這種勇氣，所以我們這些監督委員會的成員才有積極性來參與這個監督的工作，如果當我們有一天我們發現，我們的所謂的社會監督委員會只是一個擺設或者傀儡的話，我估計所有的人都會退出，都會選擇退出，所以你剛才講我們的這種監督有沒有強制性，我可以很明確地說，我們沒有強制性，但是我們有一招，就是說我們可以選擇退出，如果我們選擇退出的話，我相信可能對紅會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你找來的監督委員會，人家都不監督你，都退出了，那對你的打擊可能是，可能比別的打擊更大。
記者：但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某一個領導的身上來推進這種制度的推行的話，是很難持久的？
王永：你說的沒錯，我也同意你這個觀點。所以現在我們社會監督委員會所做的工作，不簡簡單單只是對某一個點進行監督，我們是通過對一件事情的監督，擴大到對整個制度的建設。
記者：你們的目的？
王永：我們的目的，是在監督的同時幫助它更好地完善，通過完善制度來解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不是說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演播室】
中國紅十字會出現的一系列問題，能不能夠通過社會監督委員會的有效監管得以解決，我們還需要時間來驗證。但是很顯然，紅會現有的體制和制度如果不下決心進行改革，是無法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的。在此，我們也想提醒社會的主管部門、監督部門、法律部門，出現了如此之多問題的中國紅十字會不是一個特殊地帶，它必須接受從制度到行政再到法律的監督和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