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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更看重未來發展 期待相應體制安排
關鍵詞： 新生代 徐楊 農民工權益 農民工外出 政治參與權 川籍 職業發展 自主創業 2008年 最初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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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四川省達州市渠縣涌興鎮涌東村農民劉元河(左)在農民工專列上向送行親友揮手道別。
鄧良奎攝
與父輩相比，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都有明確的職業目標，看重未來發展
他們要生存，更要發展(青春熱線·關注新生代農民工②)
本報記者 王明峰
頻繁換工作，只為多掙錢
采訪徐楊，非常偶然。
2月8日，因趕著從成都回北京過年，一大早我就去一家酒店餐廳吃早飯。餐廳里空蕩蕩的，一個廚師模樣的小伙子坐在餐廳盡頭擺弄手機，見我進來了，扭頭朝廚房里喊道：“有人來吃飯了，快把粥端出來。”說完，又低下頭繼續玩手機。隔著兩張桌子，我取了食物坐下就吃。
“大哥，好羨慕你呀，可以回家過年啦！”他突然迸出的一句話，讓我感到很好奇。
“明天就過年了，你還沒放假嗎？”
“放了，我要值班。過完年再回老家。”
聊天中，我知道他叫徐楊。23歲的他剛當爹沒幾個月。“盡管很想孩子，但要多掙點錢養家，所以春節假期我選擇留下值班。”
看上去靦腆的徐楊，說起在城市逐夢的辛酸，似乎有說不完的話。
學生時代，徐楊就夢想著做一名廚師。15歲初中一畢業，他就跟父母說要做廚師。“本打算到成都找一個比較合適的大酒店從學徒開始做。可當時有個熟人在石家莊開餐廳，叫我去幫忙，每月給500元。他還跟我父母說我那個年齡算童工，大酒店不敢招。”就這樣，徐楊懷揣著夢想來到了遙遠的北方。因為有夢想，他做事很勤快。但讓他沒想到的是第一個老板才給他發了400元工資，還加上一句“勤快一點”。
“這讓我感到莫名其妙。”回憶起當初的遭遇，徐楊至今都感到很委屈。“好不容易挨到年終，老板要我來年還來，并且要給我漲工資。一聽說只加50元，我說，算了，我不來了，我要去讀書。”徐楊話語中，透著炒了老板魷魚的快感。
大城市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好闖。這堅定了徐楊學門技術的決心。于是，他又重新走進了學校。
“學電子輕巧，都是手上的活，將來進廠子不會很累。”在四川聯合經濟專修學院老師的勸說下，徐楊學了電子技術及應用。這個選擇偏離了他的廚師夢想，打動他的也許是“不累”。
2008年，徐楊再一次離開成都，到廣東中山一家空調企業實習，做了流水線上的一名員工，裝空調上的冷凝器，福利待遇和正式員工一樣，每月1300元。可好景不長，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訂單減少。“接連幾個月我都只拿到900元工資。最后我干滿半個月才拿了300元，連吃飯都不夠。”2009年5月，徐楊又回到了成都，回到了最初的夢想。
“表哥在一家餐廳做廚師長，我到他那里切菜。餐廳不是很大，主要做四川家常菜。我在那里做了兩年。”徐楊站起身去翻一翻加熱的菜，回來坐下繼續說。餐廳給的工資太低，剛去時什么都不會，老板每月開900元我還能接受。平時要求加一點工資太難，每半年或一年加100元或200元。2010年漲到1100元，2011年我快走的時候，才加到1300元。“工資太低了，我不干了，就要出來找工作。”
臨走之前，老板同樣用漲薪挽留。但只加200元這種擠牙膏式的漲薪，離徐楊的理想薪酬還差三四百元。“一千七八我還能接受，我覺得要求也不是很高。”
現在供職的這家快捷酒店滿足了徐楊的訴求。剛入職時每月1800元，一年后按合同漲到2700元。“到外面我也能掙到這么多，只不過可能要比這里累一些。”
由于只做早餐和中午晚上的員工餐，徐楊業余時間很多。在熟人介紹下，勤快的他又在一家寫字樓找了一份給地下停車場做保潔的兼職，每月收入1800元。
權益常受損，保障靠自己
“雖是兼職，有五險一金，也算正式職工，只不過是夜班員工。”徐楊在正規的企業都有勞動合同，但在個體餐廳工作都沒有簽訂過勞動合同，每次加薪都得自己跟老板提出來。“每次都是自己要求漲，看老板給多少，根據市場行情，我看合不合適。然后再談一下，談得合適的話就可以做。談不攏的話，就換一家，現在招人的也很多。”
在社會發展和教育水平提升的雙重作用下，新生代農民工比上一代有著更強的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對獲得平等的就業權、勞動和社會保障權、教育和發展權、政治參與權、話語表達權，以及基本公共服務權等方面都有著比父輩更高的期待，維權態度更加積極。
共青團四川省委的調查顯示，32.81%的川籍新生代農民工屬于無合同就業甚至僅從事不穩定的臨時工作。當遇到工資被拖欠克扣時，多數川籍農民工希望以平和的方式來維權，39.95%表示將“與老板協商、調解”，36.9%表示“尋求法律幫助”，10.38%表示“到政府機構相關部門尋求幫助”。調查顯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難時，45.46%選擇“自己解決”，19.27%選擇“向家人求助”。在尋找工作途徑方面，有38.99%是依靠親戚朋友介紹進入現在崗位的。
但是，農民工的就業一般集中于非公經濟組織，在勞動合同簽訂、工作時間、勞動報酬、企業文化建設等方面，長效的監督機制缺失，致使農民工權益受損，而在進行維權活動時，由于長效制度、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缺乏，又往往難以充分實現維權目標。
城市留不下，期待去創業
說起廚師培訓，徐楊說：“剛開始也想過，進大一點的酒店或餐飲企業，學做工藝菜，做比較上檔次的菜。但沒有這方面的信息，不知道它們什么時候招人，所以一直沒實現。現在有了孩子也耽擱不起了，要是再去當學徒的話，一個月一千多點的工資，孩子日常開支都不夠。”
“趁孩子小，我在成都再干兩年，存點錢，將來回老家在樂至縣城做點小生意——賣涼菜。”說起未來打算，徐楊對自己的手藝信心滿滿。“在成都干，賺得起賠不起，鋪面難找，租金也高。”
在四川，在中國，有徐楊這樣經歷和想法的80后、90后很多。
據共青團四川省委去年做的《川籍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發展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川籍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動機中的非經濟取向明顯提高，務工動機中“長見識”、“實現夢想”、“向往城市生活”、“為將來創業積累資金”所占比例為69.34%，與老一輩主要追求經濟收入的特點相去甚遠，務工動機由生存型轉向發展型。
國家統計局2011年3月發布的一份《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結構和特點》課題報告也指出，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都有明確的職業發展目標，比較看重自己未來的發展。對于職業發展目標，有25.8%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掌握專業技術，有一技傍身”，還有26.3%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自主創業當老板”。因此，政府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不僅能滿足勞動力市場對技術工人的需求，也能解決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職業發展和收入問題。
政策多給力，融入更順暢
然而，四川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鳴鳴博士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是必然趨勢。“從宏觀政策環境看，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加強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的聯動，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無論從主觀意愿還是客觀需要，新生代農民工都是最容易城鎮化的群體。” 張鳴鳴說，“事實上，不少地方已經開始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要目標的城鎮化方案，出臺政策措施，推動這一群體盡快在城鎮穩定就業。四川省新近出臺的‘十二五’城鎮發展規劃，就明確提出要從住房、就業服務等幾個方面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城鎮化。”
國家統計局的課題報告指出，隨著外出農民工群體內部出現的結構性變化，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農民工的主體，并且出現一些不同于傳統農民工的新問題和新訴求，這將對中國整個城鎮化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需要相應的體制安排來保障新生代農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會，使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社會保障、獲得公共服務等方面能夠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權利，切實解決他們在城鎮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