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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省委來說,地級市一把手“高配”更多的是出于地區綜合以及平衡發展的考量,同時有利于化解區域間潛在的紛爭和矛盾;對地方來說,意味著市委書記直接參與到省級的資源分配、戰略規劃及城市發展的決策制定中。
8月,完成換屆的湖北省委常委班子明確了各自分工。常委會中,有3名成員是下轄城市的市委書記。浙江、江蘇、廣東的省委常委席中同樣各有3位市委書記。目前31個省區市中,除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以外,15個地級市市委書記由省委常委兼任,分布于13個省份。
行政序列上為正廳級的地級市,一把手配備為副省級官員,屬于特殊的官場“高配”現象。與以往零星分布不同,重要地市市委書記“高配”顯示出地方人事新趨勢。
地級市的“高配”,對省委來說,更多的是出于地區綜合以及平衡發展的考量,同時有利于化解區域間潛在的紛爭和矛盾。
本土成長地方主政官
此前兩個月,廣東珠海、浙江溫州在省級黨代會上實現了“高配”(晉升省委常委),珠海市委書記由原梅州市委書記李嘉調任,溫州市委書記一職早在兩年前由副省長陳德榮兼職,進入省委常委對兩人來說均“更進一步”。同時,兩省省委常委構成中,地市市委書記增為三席。之前只有江蘇的南京、蘇州、無錫保持著這種配備形式。
一個省的常委會由11到14個人構成(一般為13人),他們最少包括:省委書記、省長、專職副書記、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省軍區司令員或政委、常務副省長、宣傳部長、組織部長、省會城市市委書記以及省委秘書長。地級市委書記除非屬于非常重要或特殊的城市,很難進入這個領導圈。
從之前慣例看,大多數地級市的市委書記兼任省委常委都屬于官位升級之前的過渡,也就是由當地的一把手(正廳級)晉升為省級領導人(副部級),一般時間只有兩到三個月,在過渡時期之后,會在省委中轉任新職務,市委書記一職則由新官接任。
最近的“高配”趨勢卻明顯不同:要么是像襄陽和宜昌一樣,市級一把手的職務由已經任省委常委的人接任;要么像珠海和溫州一樣,由外市空降市委書記并在省黨代會中正式確認常委頭銜。
這4位新近的“高配”市委書記有著諸多的相似之處:首先,他們都是“60后”,平均年齡僅為48.7歲,比同省常委的平均年齡小了近5歲;其次,他們都有超過20年在本省從政的經驗;第三,其中3位有過地方共青團的歷練履歷。
減少行政層級新形式
省委作為地方最高一級領導機構,形成中國獨特的“塊”狀政治,而這每一“塊”都是相對獨立的集權機構,管轄區內所有事務。對于不同城市而言,鞏固并實現自身發展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進入決策層。
常委的部署也包含這樣的考慮,在中國獨特的行政生態環境下,市委書記的“高配”(進入常委)意味著市委書記同時成為省委領導人,直接參與到省級的資源分配、戰略規劃及城市發展的決策制定中,而不是以往的“貫徹上級部署”和“傳達精神”。
下轄行政區一把手“高配”顯示了該地域的重要性,主要因素之一便是經濟實力,位居江蘇GDP前兩位的蘇州和無錫的市委書記長期以來一直是省委常委,像大連、廈門、青島這些經濟發達的副省級城市也都在常委中有一席之地。對于直轄市來講,能夠進入市委領導班子的地區則無疑均有著特殊地位,如天津的濱海新區、上海的浦東新區、北京的朝陽區等。
對于省委來說,地級市的“高配”更多的是出于地區綜合以及平衡發展的考量,同時有利于化解區域間潛在的紛爭和矛盾。
區域性發展戰略需要
近年來,各省級行政區內,“省會獨大”現象突出。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區,省會的經濟總量往往能比排名第二位的城市高出兩到四倍。人口和資源的過度集中加劇了省會城市的擴張,又帶來了拆遷、污染等一系列問題。國務院在近兩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強調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區域功能區的劃分。市委書記配備規格“升級”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
2003年,國務院確定了湖北的“一主兩副”的區域發展戰略,即以武漢為省域中心城市,襄陽、宜昌為“省域副中心城市”,形成錯位發展。如果放在地圖上看,這兩個城市與武漢一起正好聯成一個形狀與湖北省類似的三角形。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可以看作是對武漢“一城獨大”狀況的解決方案。不過,從戰略的實施到兩市市委書記的真正“高配”經過了近10年的時間。
同處中部地區的江西贛州,作為江西省人口規模第一、經濟規模第二的地級市,同時與南昌一南一北作為區域經濟的中心,也是近年國家推動的與臺灣相望的“海峽西岸經濟區”中規模最大的中部城市。贛州市委書記長期以來一直擔任省委常委。
與此相似的是緊鄰澳門的珠海。如果按照經濟總量測算,作為最早的經濟特區,珠海只能在廣東省排到十名左右的位置。但是去年,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視察珠海時說:“廣東‘十二五’崛起看珠海。”因為珠海選擇了與地區其他城市粗放型出口導向經濟不同的發展路徑,通過引進航天工業和船舶工業、建設“上天入海”的發展規劃,與廣東省委轉變經濟結構的戰略部署一脈相承。有學者分析,這次珠海市市委書記“高配”是“偶然中的必然”。蔡珩
(摘自2012年第23期《鳳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