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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海建
調研數據顯示，愿意回農村定居的農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農民工愿意回農村定居，而老一代農民工的比例為13.3%。有研究資料顯示，失地農民約4000萬，在土地出讓金中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獲利豐厚，而農民獲得的收益卻相對較少。（10月31日《新京報》）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城鄉之間的疏離，不是年份可以表征的度量衡。如果單純從趨利避害的邏輯上分析，我們很容易將新生代農民工“不愿返鄉”歸結為思鄉情結、鄉土意識、家庭觀念等淺顯層面，但事實上，城鄉差距自古有之，為什么在差距縮小的路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愿意奔走、甚至廝守在城市？
這個問題令人聯想起近期《人民日報》等媒體對“逃回北上廣”現象的思考。時隔不過一年，當初那些選擇遠離北上廣去“安放青春”的年輕人，又從二三線城市回歸北上廣。北上廣于是成了名副其實的“圍城”：身在其中，時常糾結；一旦離開，分外留戀。群體選擇的背后，是篤定事實帶來的現實選擇。
其實，早在白領們“逃離北上廣”之前，新生代農民工已經用腳步做出了更為準確的選擇。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珠三角等沿海城市有大量農民工因訂單而失業，事實上，不少失業的農民工仍“滯留”在城市。彼時，不少專家學者將之歸因為新生代農民工沒干過農活、吃苦意識差、愛挑剔云云，但此類“弊病”不過是人之本能，并未能真正解碼新生代農民工戀棧城市的真實動因。而今，當白領們無法忍受二三線小城市的“尋常生活”時，社會對“逃回”與“留戀”的反思才較為接近事實的本來面目。
農村或小城市之“小”，不在于沒有高檔商場、KTV，也不在于馬路與大樓的區別，而在于其間的隱性成本與價值狀態。一者，農村雖然有廠、有企業，“托人說說”就能揾工，但也正因為一切靠熟人規則成事，很難找到能實現夢想的星工場；二者，公共服務差強人意，創業或辦事的權力成本過高，而低效率、無責任的亂象又無法通過“公共監督”或“投訴”的方式加以紓解。相對而言，大城市是在辦事、農村是在“理人”——前者程序可稽，后者則有較大的隨意性。
理順這層利害，就知道返鄉與否決不只是虛榮不虛榮的考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相對公平性，是新生代農民工最大的歸屬感與安全感。夢想、尊嚴……凡此種種，不只是小白領或新生代農民工的渴望，而是人類亙古的精神訴求。這是一場方向與路標的選擇，激蕩或洋溢在大城市的那些亮點，即便因為“高房價”、“戶籍門檻”等忽而“浮云遮望眼”，但一朝離去，總能發現其間的珍貴與不易。
流動創造財富，公平兌現夢想。那些寧愿在城市角落漂泊也不愿回鄉的人，未必個個都是虛榮的傻瓜，相反，他們也許更知社會冷暖、更懂得生存的價值與意義。2010年初，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2011年初，全國總工會在《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中提出，試行新生代農民工城鎮落戶制度。因為生于改革開放之后、長于經濟迅猛發展之時的新生代農民工，身上有著“新中國”的印記與影子，他們不單單是一個年輕的族群，而且遲早是承載國家榮光的引擎。他們的“家”在哪里？需要我們去靜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