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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程頻曝質量問題 畸形政績觀拷問官員問責
關鍵詞： 政績觀 趕工期 獻禮 質量監督站 科學發展觀 科學發展規律 官員問責 工程安全 工程建設質量 工程領域
7月5日,工人在膠州灣大橋上擰緊護欄螺絲。新華社發
新建成的京滬高鐵南京南站在暴雨后,出現漏雨情況,車站大廳用塑料桶接雨水。焦哲攝
近日,在河北省委七屆七次全會上,河北省委書記張云川批評了少數部門在工程建設上的浮躁作風,他表示將堅決取消“決戰90天”、“大干快上”等冒進標語口號,工程建設必須尊重科學規律,“特別是在重點項目和重點工程建設上,要始終把質量、效益、安全放在第一位”。
張云川的此番言論并非空穴來風。
重點工程頻曝質量問題
在近期被曝出存在安全問題的重點工程項目中,大多頂著各式各樣的光環,或有“世界之最”之稱,或在“亞洲最大”之列,級別稍低的也是在全國具有示范意義的工程。
6月30日,被稱為“世界最長跨海大橋”的青島膠州灣大橋舉行通車儀式。通車5天后,這座有著“世界之最”名頭的大橋就被曝出存在質量問題:很多隔離護欄的螺栓沒有擰緊,有些地方甚至還沒有安裝隔離護欄。
據了解,青島膠州灣大橋總投資147.92億元,大橋護欄號稱能抵御載重50噸的車輛的撞擊,抵御13級颶風和7級地震。但是,尚未安裝隔離護欄和護欄螺絲未被擰緊的部位一旦遭遇撞擊,后果將不堪設想。
實際上,在膠州灣大橋正式通車3天前,由山東省交通廳、山東海事局、山東省公安廳、山東省公路局、山東省交通工程質量監督站和山東高速膠州灣大橋工程指揮部等單位組成的交工驗收組,對膠州灣大橋進行了交工驗收。山東省交通工程質量監督站相關負責人曾表示,估計膠州灣大橋因為時間緊張要趕著竣工,所以來不及把這些工作都做完。后續調整橋梁線性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但一般在通車之前護欄要全部安裝好,否則一旦出現安全事故,責任很難判定。
有“亞洲第一站”之稱的京滬高鐵南京南站開通不到10天,其北廣場已有數千平方米的地磚需重鋪。原因同樣是趕工期。
更嚴重的事故發生在云南。“新三公路”試通車第二天發生坍塌事故,造成兩死兩傷,被網民封為“史上最短命公路”。這條公路被曝出存在未批準先開工、完工未驗收等問題。而該公路原本計劃抓緊建成通車“獻禮”,因而一再催逼工期。
重點工程“趕工期”原因何在
據了解,早在2009年,國家發改委、鐵道部、交通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水利部等七部委就針對重大工程的安全質量問題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強重大工程安全質量保障措施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來,在重大工程領域,仍有一些項目前期工作準備不足、深度不夠,不顧客觀條件盲目搶時間、趕進度,安全質量管理不嚴,責任制未真正落實,造成工程質量下降,安全隱患增加。要求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采取有效措施切實加以解決。
然而,時至今日,這些重大工程為何在層層監督下仍不顧質量搶時間、趕進度?
“應該說質量比工期更重要,質量應該重于一切。但是,一些工程建設單位往往打著某種旗號,認為只要趕工期就可以了,質量可以放在次要地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俊海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當然,這也是和工程決策者有直接關系。趕工期、獻禮,可以提升自己的政治資本。但這實際上直接損害了群眾的根本利益。工期可以趕、可以獻禮,但獻的應當是質量過硬的產品。”
“這是一種典型的畸形政績觀的表現。”對于這種“趕工期”現象,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說,在官場中,這種畸形政績觀主要表現為兩類,“第一是形象工程,大搞大公園、大廣場來體現自己的政績；第二就是這種趕工期的獻禮工程”。
“之所以出現這種畸形政績觀,實際上與目前實行的地方官員評價體系分不開。在一些評價體系中,雖然并沒有把諸如獻禮工程作為一個評價條件,但事實上在官場已經成了一種潛規則。”王敬波說,獻禮工程有時候甚至變成撈取政績的一種資本。
“同時,這也體現出官員的一種政績焦慮感,他需要用最短的時間,用最大成績來表現自己,進而得到上級的重視,為升遷贏得籌碼。這事實上就是一種畸形政績觀的表現,完全不遵循科學發展規律、不遵循客觀事實,搶時間、搶資源、搶人力,最終是想搶個好彩頭,搶著為自己升官。”王敬波說。
矯正政績觀需完善評價體系
查閱相關資料不難發現,關于扭轉官員政績觀、完善干部任用制度的討論由來已久,但是問題卻遲遲不能得到解決,癥結何在?
劉俊海認為,主要癥結在于問責機制不健全,“出現這樣的工程質量問題,往往只處分一些職位不重要的官員。也就是說,不看質量的趕工期如果沒出問題,可以升官；如果出了問題,就由‘小鬼’頂著。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會在乎質量問題?這是一個由于沒有追究主要決策者的責任而帶來的問題”。
而王敬波則指出,癥結主要出在行政決策上。
“建筑工程什么時候能夠交工使用,是有工期限制的,這是一個科學問題。但很多地方之所以趕工期,都是由領導拍腦袋決定的,是盲目決策。一味地追求政績表現,但對質量卻缺乏重視,不尊重客觀發展規律。在決策的過程當中,這實際上是缺乏民主決策機制的一個表現。”王敬波說,“其次是部門之間存在問題。質量監督部門沒有發揮出有效監督工程質量的作用,更多的是以上級指令為決策依據。這就導致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之后出現工程質量不過關的現象。質量監督部門對領導的決策聽之任之,沒有發揮出切實的作用。”
王敬波認為,現行的官員評價體系同樣需要進行完善,以達到更加科學合理的狀態。
“還有一點需要明確的就是工程建設的責任歸屬。對工程建設質量的責任追究要明確責任人,即使負責工程建設的官員退休了,如果工程出現了問題還是應該予以追究。”王敬波說。（記者趙麗實習生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