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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我正在舟曲呢！這次抗洪，帶來了16臺大型機械和2000多臺電腦，現在捐贈儀式剛開始。”電話那頭，“中國首善”陳光標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近日，作為對巴菲特和比爾·蓋茨發出的慈善晚宴邀請的回應，陳光標一紙“離世后捐出全部財產”的公開信引發巨大爭議。“富豪該不該裸捐？”“裸捐是不是作秀？”“捐錢就是做慈善？”……一系列的追問與爭議迅速圍堵國內富豪和企業家。他們對財產捐或不捐的態度，讓金錢與道德間的“富仁之爭”成為輿論新議題。
9月底，股神沃倫·巴菲特和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將在北京舉辦一場私人慈善晚宴，并邀請50位中國富豪赴宴，進行“關于慈善方面的對話”。
此次晚宴之所以受到國內媒體關注，原因在于該晚宴被解讀為“鼓動與會富豪捐出遺產”。
有消息稱，比亞迪汽車老總王傳福、曾以211萬美元高價與巴菲特進餐的趙丹陽、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蘇寧集團總裁兼董事長張近東等人，都可能是巴菲特和蓋茨邀請的對象。
面對“裸捐”邀約，中國的企業家是什么態度？
“首善”陳光標：中國富人不做守財奴
9月15日，在西固區某機械城，16臺大型挖掘機一字排開，2000臺電腦正整裝待發。早上9點整，陳光標就趕到了捐助現場。
這位中國“首善”是第一位高調回應巴菲特來華勸捐的企業家，在9月5日剛宣布死后將捐出所有財產，10天后又來到了甘肅舟曲，捐出1700萬余元的物資。
在簡短的捐助儀式上，陳光標向甘肅舟曲的孩子們說起了他的奮斗史，笑談起他小時候賣水掙錢給他和同學交學費的故事。儀式的最后，陳光標還被授予了“舟曲榮譽市民”稱號。
事實上，這次到舟曲已經是陳光標的第1033次捐款。迄今為止，以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之名，陳光標已經累計捐出了價值13.4億元的財物，受益人超過70萬人。
當被問及花了多長時間以及出于什么原因做出裸捐決定時，陳光標表示，這次決定并沒有花什么時間考慮。“一方面是自己一直有這個考慮，另一方面也與巴菲特和蓋茨的中國之行有關。我致信比爾·蓋茨和巴菲特，是對他們行動和倡議的一種響應。”
作為中國富人代表之一，陳光標想向世界傳達這樣一個信息：“以陳光標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富人絕不做守財奴。他們有博大的胸懷，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把全部財富歸還社會，讓更多遭遇不幸和貧困的兄弟姐妹共享。”
“首富”宗慶后：捐出全部財產并非真慈善
有了 “中國首善”陳光標高調“裸捐”，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因故缺席“巴比”慈善晚宴，引來國內網民對他進行“仁義攻擊”。
9月初，作為慈善晚宴的受邀嘉賓之一，以“中國首富”身份第一次亮相某論壇的宗慶后就曾表示：“我已經拒絕了，因為我要參加福布斯CEO大會，時間正好沖突。”
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撥通了宗慶后的電話，向他提出了有關慈善的問題，宗慶后并沒有做出回應，而是直接掛斷了記者的電話。
對于裸捐的行為，宗慶后此前就曾表示“并不欣賞”。他曾坦言，捐出全部財產的行為背后，有無法支付高額遺產稅及企業避稅的嫌疑，從這個角度來看“裸捐”，并非真慈善。宗慶后將真正的慈善定義為“為社會持續不斷地創造財富”。
坊間有云，宗慶后一年的消費不足5萬元，還不及一名普通員工。或許正是基于這種 “要為社會帶來更高的綜合效益”的理念，宗慶后領導的娃哈哈集團進行的是長期的慈善項目。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目前，娃哈哈在西部地區、貧困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累計投資53億多元；興建50多家分公司，累計實現銷售收入388.78億元，利稅103.84億元，解決了當地1萬余人的就業；同時娃哈哈現有員工3萬多人，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員工就占到了80%以上。23年來，娃哈哈創造的價值達230億元的農副產品收購，更是直接、間接解決了130多萬農村人口的就業問題。
“雖然對于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式慈善來說，捐錢是最直接最簡單的捐助方式。但是，不能簡單地以捐不捐款來評判企業家的道德標準，因為企業家不管有多少資產，能夠用于個人消費的畢竟是十分有限的。”業內某資深評論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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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曹德旺：信托捐贈是在忽悠公眾
雖然從文化傳統來看，國人從不缺少慈善道德，但目前國內明顯缺乏基本的慈善環境與機制：政府構建的慈善體制仍不順暢，相關的政策制度有待完善，善款的使用不夠透明等諸多問題，使得國內慈善事業發展遠遜于發達國家。
記者日前證實，曾被民政部評為“中國10大慈善家”之一的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也收到了“巴比”慈善晚宴的邀約。
2009年年初，曹德旺就曾高調宣布，將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用來成立慈善基金，以當時的市價計算，金額超過40億元。
按照曹德旺當時的設想，他名下70%的股權過戶給基金會，基金會代替他行使福耀玻璃大股東的職責，而曹德旺擔任基金會的第一任理事長。
曹德旺當時表示，早在一年前，他就委托福建的律師事務所和當地的銀行提供操作方案。然而，這些方案都在中間設置了一家股權信托機構，這樣一來，這些被捐獻的股票，實際所有權仍然在曹德旺手中。曹德旺覺得，這種方法是在忽悠公眾。
時隔一年半后，當記者再次致電福耀玻璃的時候，相關負責人依舊表示：“捐贈還在走一些程序”。
什么程序需要那么長的時間？上述負責人對此回應，是一些行政的相關程序，涉及到基金法的一些問題，“要看政府批不批。”
有法律顧問表示，由于曹德旺不愿選擇信托的方式，要成立慈善基金，就會涉及股權轉讓問題。此類股權轉讓需要證監會等部門批準，且有許多相關規范，牽涉到包括披露和審批等的一系列手續。“70%股權的股權轉讓，失敗的概率還是比較大的。”
壹基金風波背后 中國私募基金式慈善求解
9月12日，著名影星李連杰首次公開表示，由他創建的國內著名私募基金會壹基金與中國紅十字會的掛靠關系將于年底結束。因為身份地位不清，壹基金面臨中斷困境。
與此同時，一個有關中國式慈善的追問浮出水面：中國慈善捐款應由政府主導，還是民間主導？
有專家認為，比起呼吁更多富人捐款，目前更重要的是改革中國慈善機制，還慈善事業民間本性。
然而，據國內最大的慈善組織中華慈善總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在他們所獲的捐贈中，70%都是來自國外和我國港臺地區，大陸富豪的捐贈占比不到15%。另外，在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了1000萬家，但有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也就是說，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
2007年，美國民間慈善捐贈總額為3064億美元，中國僅為223.16億元(折合30.53億美元)——美國捐贈總額是中國的100倍。
中國富豪真的“富而不仁”嗎？
對此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曾給出這樣的回答：“慈善不應以數字作為衡量標準。”李書福認為，企業是社會的一部分，除了要為股東創造價值外，更要盡好各種社會責任。
在“裸捐”與“不捐”之間，阿里巴巴總裁馬云選擇了折中方案。
馬云表示，“我們這一代人所有的努力除了希望自己好以外，還希望將來孩子好。不給孩子留一點兒，一個不考慮自己的人，不要相信他會考慮社會。”
記者了解到，目前國內慈善捐贈主要方式有三種：直接捐贈、通過慈善機構的捐贈和企業家自設基金。
2008年的汶川地震極大激發了公眾的捐贈激情，公眾對慈善機構的問責意識正在加強，基金會等公益慈善機構捐款使用的透明度已經成為公眾選擇受贈機構的首選條件。
據悉，2010年初，以“公益行業自律從基金會開始，基金會行業自律從信息披露開始”為共識，南都基金會和中國青基會、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等30多家基金會聯合發起籌建了“基金會中心網”。
作為一個獨立機構，“基金會中心網”在信息披露上保持獨立、客觀、中立的立場，為中國慈善行業與社會互動打開無障礙通道。
有業內人士表示，中國慈善體制改革也許會從這里看到曙光。
中國企業家離巴菲特式裸捐還有多遠？
自6月巴菲特與比爾·蓋茨掀起這場“裸捐”慈善運動，即號召全美403位億萬富翁捐出一半的財產以來，在美國已經有40多名富豪簽約參加這一活動，而在中國僅有三人。
當西方的最新財富觀漂洋過海而來的時候，除了中國企業家 “肯捐”或“拒捐”的意愿差異，中國富豪財富發展的現狀、中國傳統文化的考量、中國特有的國情環境，以及中國慈善制度本身等等，都可以讓一場在西方以分享、展望為訴求的慈善晚宴，變成中國土地上一場牽涉財產曝光或縮水的“鴻門宴”。
裸捐時機尚未成熟？
在巴菲特公布 “承諾捐一半財富的富有捐贈者名單”后，華人首富李嘉誠因“榜上無名”而感受到了媒體的壓力——雖然他的基金會在過去30年中累計捐款超過100億港元。
“鼓勵富人裸捐或捐出大部分財富，對當今中國社會來說，時機還不成熟。”《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編輯兼專欄撰稿人劉罡表示。
劉罡認為，中國重新發家致富只有短短30余年時間，現在急需補上的不是巴菲特等人“身家捐一半”的超前財富觀，而是“倉廩實而知禮節”的財富常識。
“中國許多有錢人不是以富而高雅、富而知禮為榮，反而覺得富而粗俗、富而違規才顯得自己 ‘有派’。”劉罡說。
在記者采訪中，以上觀點得到了大多企業家、學者的認同。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企業創始人告訴記者，首先，要找到中國富豪就很困難，因為國內的制度環境所限，富豪們都不愿高調。
對于中國富人來說，一旦公開行善，無異于自找“聚光燈”，可能最后被“圍觀”的不只是巨額財富，還有自己不為人知的“財富秘密”。
“做好公司顯然要比做慈善迫切。”上述企業創始人表示。
中國式慈善的尷尬
事實上，自從“裸捐第一人”和“裸捐第二人”陳光標和馮軍發表了各自的承諾之后，質疑聲也不曾間斷。除了“借故炒作”的聲音，還有不少人對他們財富的質量和數量產生了懷疑。
有觀點認為，陳光標的黃埔再生資源有限公司主要業務就是拆遷和廢品回收。這個領域確實有利潤，但從商業模式來看，提供的產品或者服務品牌性較弱，且市場的區域性很強。“除非和政府有很強的關系，獲得排他性的機會，或者有獨特的技術專利和超凡的管理藝術，否則很難解釋靠拆遷和廢品回收能掙出50多億來。”質疑者直言不諱。
對中國企業家裸捐時機與裸捐能力的討論，實質上折射了中國式慈善制度本身的諸多問題，其中就包括配套的社會捐贈法規始終未獲根本完善。
據記者了解，巴菲特承諾把99%的財富捐贈出來，捐款的去處是比爾梅林達基金和美國的一些其他慈善機構。然而在中國，做慈善一方面缺少專業、透明的慈善機構和慈善基金；另一方面，善款是否能得到善用也是許多企業家最大的顧慮。
“在行政的庇護下，社會中介雖然有所發育，但到目前為止也僅有2000多家，與美國100多萬家有天壤之別。”中國紅十字會辦公室相關人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該人士坦言，由于美國社會財富是透明的，慈善的法規比較健全，運作的社會監督體系，尤其是誠信體系是完整的，所以保障慈善行為的質量和效果都要比國內優越。“中國在這些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