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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9月20日16:23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央視9月20日報道 比爾蓋茨和巴菲特這兩位全球富豪榜的前任冠亞軍，最近卻掀起了一陣陣慈善熱潮。他們倆先是共同發起一項名為“財富捐贈承諾”的倡議，號召美國富豪將自己一半的財富捐獻出來。緊接著他們又宣布將于九月底在中國舉辦一場慈善晚宴，邀請50名中國富豪參加他們怎樣看待蓋茨和巴菲特這次高調的慈善中國行呢？中國的富豪如何面對這兩位昔日的首富？2010年9月19日，央視《經濟半小時》播出《中國式慈善(二)——國人需要怎樣的中國式慈善》，以下是節目實錄：

　　今年已經64歲的曹德旺，既是福耀集團的創始人，也是福耀集團的實際控制人。在福布斯發布的2009中國大陸富豪榜中，曹德旺家族以112.7億元的身價排名第34位。這次他也接到了慈善晚宴的邀請，不過他始終想不明白巴菲特和比爾蓋茨為什么會選擇中國？

　　福耀集團董事長 曹德旺

　　曹德旺：因為他應該知道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我們的文化比他們美國人多了4000多年，這樣一個古老的國家怎么會沒有慈善的心態呢？你看我們汶川地震，那個捐款的場面熱鬧不熱鬧。

　　2010年是曹德旺捐款最多的一年，4月份曹德旺父子在青海玉樹賑災晚會上，捐款1億元人民幣，5月下旬，曹德旺向西南五省區旱災地區捐贈2億元，用于幫助受災群眾。此外曹德旺還向福州市捐贈4億元，用于修建福州市圖書館，向家鄉福清市高山鎮捐贈3億元，用于修建學校等公益事業。

　　曹德旺：我認為我們中國人是非常樂善好施的，我們有這個傳統，也有這個案例，比如我在2007年向國家申請捐出我資產的70%，股票的70%，那時候你巴菲特還沒有開始捐款，只是比爾蓋茨捐了，對不對。

　　孟慶如，天津濱海新區一個本土的房地產開發商，雖然在全國的房地產商中，他算不上大的開發商，但是他這些年捐助的款項卻不少，從2002年以來，他每年都要為困難學生、困難家庭捐助十多萬元，8年時間他捐出的資金已經近千萬元。那么他對蓋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又是什么樣的看法呢？

　　天津鴻正集團董事長 孟慶如

　　孟慶如：他們的這一些個理念和一些個方式方法在美國可能相對比較適合，到中國來這種方式能否適合應該是值得商榷的。

　　胡潤百富在今年4月發布了中國內地財富報告，其中千萬富豪的平均年齡是39歲，億萬富豪的平均年齡是43歲，比國外富豪足足年輕了15歲，而很多民營企業的年齡更短。曹德旺認為，這些企業正在上升期，不應該把更多的資金和精力放在慈善上。

　　曹德旺：你要看到總共才這十幾年時間，我們歷史太短，美國是幾百年了，你像比爾蓋茨、巴菲特他也是退休以后才來捐的，像我拿去捐款，還有一個道理就是因為我選擇退休了，那就可以拿去捐。

　　星期六的一大早，馮軍去公司前在家里和兒子拉了一個鉤。

　　愛國者數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馮軍

　　馮軍：我問兒子，我問他，這個兒子啊，你將來要靠自己還是靠爸爸媽媽？你將來的？

　　記者：您兒子今年幾歲？

　　馮軍：13歲了。那么我兒子的回答很堅決，當然靠自己了。

　　馮軍和兒子的這個拉鉤意味著未來他不會給兒子留下任何財產。實際上在今年的9月9日馮軍在他的微博里寫道：在我活著的時候，我要把財產全部捐獻給社會。

　　實際上，馮軍的企業正處于發展期，想要現在就拿出一半甚至更多的資金去做公益事業，顯然并不可能，因為這樣會直接影響公司的發展壯大。所以在馮軍看來，在目前階段他和他所在的企業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讓企業不斷地發展壯大。盡管今天馮軍還不能拿出很多資金做慈善事業，不過在他的心里早就有了一個很大的公益夢想，他相信總有一天那個夢想會變為現實。

　　馮軍：那公司的話逐漸逐漸地一個一個走向上市，那么上市之后的話，我的股份的話，就可以把它逐漸地逐漸地，過了鎖定期就可以變現，那么變現之后的話這樣既不影響公司的發展，讓公司還能夠良性運轉，同時來講的話，那么變的這些現金可以參與到公益事業。我們要用感恩的心來回報社會這是我們一個非常單純的想法。

　　看來，蓋茨和巴菲特聯袂出臺的慈善晚宴，在中國的富豪中間并沒有贏得完全認可。他們盡管都認為從事慈善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但無論從文化背景還是企業和社會發展階段上看，現在都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國的慈善方式。那現在的中國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慈善？中國特色的慈善之路又在哪里呢？我們再來認識一位和慈善事業發展息息相關的人物。

　　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 王振耀

　　記者：對于巴菲特和比爾蓋茨來中國，來開慈善晚宴您是怎么看的？

　　王振耀：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這其實是中國慈善事業這個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件。

　　剛剛辭去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司司長職務的王振耀，新身份是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在王振耀看來，此次巴菲特、比爾蓋茨他們來中國，既是一件好事，同時也是對中國傳統慈善文化的一次巨大沖擊。

　　王振耀：為什么是很大的沖擊？我們傳統慈善你知道吧，我們不喜歡說數，喜歡說道德，那美國人他當然要稱贊道德，但是具體到慈善領域來說，他往往特別關注捐款的數據。你比如我前一段在美國還看它公布出來了299個那個企業， 去年捐多少錢，前年捐多少錢，增了多少減了多少，報紙是公布的，沒說誰是第一，但公布數當然有第一第二，誰最多誰最少，誰比較少排出來了序。

　　王振耀認為，公布這些數字實際上是對慈善的一個善意壓力，有利于慈善事業更快發展壯大。目前中國人均每年捐款50元還不到，和美國人均每年八九百美元捐款的數字還相差很遠，所以在中國社會要更多地鼓勵慈善行為。

　　王振耀：我提出來一個標準，那測度是什么呢？億萬富翁年度捐款百萬，千萬富翁年度捐款十萬，那后來我又加上我們所有的人能不能思考一下，我們每年捐出1%的工資然后來做慈善，定的標準總體上來說不要太高，1%，而一旦有這個數的概念，我相信中國的捐款肯定會很快的過一千億。

　　王振耀認為蓋茨和巴菲特兩個人來華，更重要的是帶來了一種西方的慈善理念。不論這場慈善晚宴最后會有什么實際效果，都會促使社會各界思考，慈善業如何從傳統募捐型邁向現代管理型？行善的標準是什么？中國式的慈善之路應該向何處去？

　　就在蓋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引得眾說紛紜的時候，宴會的主人在9月14日以親筆信的形式，首次公開闡述中國慈善之行目的。他們表示，做慈善可以有多種方式，中國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很多探索和努力，對慈善事業的熱忱將不斷給世界帶來驚喜。他們此次訪華意在與中國成功的商業人士和慈善家就中國的慈善工作進行交流。或許這封公開信能夠澄清之前勸捐的傳言，但是這也流露出世界對中國慈善之路的一種關注。

　　今年5月份，曹德旺委托中國扶貧基金會向西南五省區遭受旱災的10萬貧困戶，每戶發放2000元捐助，總額高達兩億元人民幣。在和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合作中，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條件，并簽訂了嚴格的委托合同，他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捐贈款直接送到受災村民手中。

　　曹德旺：因為我認為這個錢發不到貧困戶手上去，中途流失對我來說，不是錢的問題，是我被人家耍了。

　　曹德旺的謹慎，源于他對中國一些慈善機構的不信任，那么曹德旺為什么不信任，也不愿意將錢捐給慈善機構呢？

　　曹德旺：現在捐款我捐給你國家批的慈善機構里面去，那么你能夠不能夠給我公開財務，你公開操作你捐贈的程序，救濟的程序。

　　孟慶如在成立眾基金和春暖基金之前，每年也捐出不少錢，但是這些錢是否真正用到了需要救助的人身上，他卻無從知道。

　　孟慶如：知道有某些項目是需要捐款的，然后就把這錢捐出去了，捐給了相關部門。至于這個錢落地情況，至于它的使用情況可以說是一片空白，不是很了解。

　　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孟慶如作為發起人之一成立了自己的基金。基金成立之后，他們先后為青海玉樹地震、廣西被拐兒童捐款捐物，還發起周圍的朋友為打工子弟學校捐助愛心醫務室。這一年時間雖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孟慶如卻發現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同樣不容易，當成立之初的熱情褪去之后，他們遇到了和其他基金一樣的現實問題。

　　孟慶如：整個社會對這個民間慈善的包容度相對較低，再有一個就是民間慈善，我們所理解感覺來講成活率相對較低。

　　按照規定，慈善組織可以將募集資金的10%作為自己的經費，但是由于眾基金是子基金，還要向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繳納管理費，所以實際拿到的經費比例不到10%。沒有足夠的經費，也就無法吸引到做慈善的人才。

　　僅僅一年的時間，眾基金的團隊已經由7個人減少到5個人，本來人就不多的房間顯得更加空蕩。

　　作為子基金，還有一個更難的處境，那就是不能獨立開展慈善募捐救助工作，這讓他們的籌款更加艱難。在成立眾基金之前，孟慶如的想法是成立一家獨立的基金會，但是目前看來卻很難實現。

　　孟慶如：你想成立這個基金會目前在咱國家來講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有比較高的要求，要是掛在必須具有部級這個級別才能夠成立自己的基金會，而且作為民間的企業或者愛心團體這一條他就永遠不具備，

　　其實早在2009年2月，曹德旺也是希望參照比爾蓋茨基金會的運作方式，捐贈自己名下70%的股票，成立一家慈善基金會，然后用每年的股票分紅來救助困難群體。但是由于沒有先例，至今也沒有獲得批準。最終曹德旺在今年4月份做出一個決定，出售1億股自己所持有的股票，賣股做慈善。

　　曹德旺： 12億3600萬，交稅交去1億2300多萬。不是說做慈善的話，可以減免這個稅嗎？那我們地方稅務局說，這是你的事情，我們稅還是要收，那我們就讓他收了，剩下了大概10億多元錢吧，不到11億。

　　采訪中曹德旺不斷告訴記者，慈善事業是調節社會分配，平衡貧富兩極分化的一種重要手段，在國外通過立法進行嚴格的監管，同時通過減免個人所得稅、增加遺產稅等手段，來引導有錢人做慈善捐贈。但是目前國內還缺少這方面的制度保證。

　　曹德旺：我認為制約現在捐贈的因素在于我們慈善事業管理上面，規章制度的修訂方面需要有個突破。對慈善事業的話，我認為國家可以放低慈善基金的注冊門檻，成立一個有效的機構來進行嚴格的監督，這個機構如果國家暫時沒有辦法成立的話，可以成立慈善基金協會。

　　孟慶如：說實話現在真正的做慈善來講，大多數來講應該說是憑良心的去做，憑著一腔熱血去做。但是說一個真正的按照法律法規那種要求來講，現在還是相對比較少的，這個應該說是比較急切的。

　　就在人們對捐助，慈善，公益的討論日益升溫的時候，一個關于壹基金可能中斷的消息將這個話題的重心引向了體制本身。壹基金計劃是李連杰在2007年成立的慈善公益計劃。

　　壹基金發起者 創始人 李連杰

　　李連杰：七億手機，如果大家肯做，那就是七個億，一年八十多個億，哪一家企業可以捐的出來，哪一個富翁可以每一年捐八個億。

　　李連杰說，這個想法聽上去很似乎很容易，做起來卻是另一回事，因為壹基金的模式，在中國沒有先例，為了增加這些善款的透明度，他邀請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對善款的使用進行審計。同時每一年度公布年報，向公眾詳細介紹“壹基金”的善款募集和使用情況。

　　這三年來，壹基金的公益覆蓋面日益擴大。除了頻繁的抗災和援助之外，壹基金扶持了不少災后重建項目。基金面臨巨大發展的時機，但李連杰透露，它也正面臨著一個生死的重大關口--壹基金計劃存在著中斷的可能。

　　李連杰：壹基金計劃有這種可能。有我們都不能理解的嚴重性。最煎熬的基本上就是大家基本上每一個人都知道它是一個好事，你個人、集體、政府，領導人，體制內、體制外，每個人都覺得這是好事，但是還是沒辦法解決一些問題，這個是比較費心的事情，所謂頭發會白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認為好，但仍然不能解決。

　　如果壹基金中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體制。中國的慈善基金分兩種：公募和非公募。公募基金有權向公眾募捐，而非公募基金無權向公眾募捐。在美國，符合條件的民間非營利組織都可以登記成為“慈善組織”，注冊之后只有稅務部門監管。中國沒有民辦公募慈善基金會的先例，所以個人的基金會都掛靠在官辦的公募基金會名下。李連杰的壹基金計劃就是與中國紅十字會合作，在中國紅十字總會架構下獨立運作的慈善計劃和專案，它雖然能向公眾募款，但并不是獨立的法人，沒有自己的獨立賬戶和公章。所以壹基金潛力巨大的手機平臺的捐款因為賬戶的不獨立而在操作上存在著重大的不便，遠遠無法實現李連杰最初設計的“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讓小捐款變成大善款”的理念。

　　李連杰：我們都談很好了，您打1331是慈善，1332是救災，1333就是，你可以細化很多，就像您提出的疑問，大家但是說，我不能找一個沒有身份證的人，我不能找一個沒身份證的人給他一個號碼和他合作吧？所以他們都在開玩笑說，壹基金是一個已經生了的孩子。

　　但是，這個已經出生的孩子，因為沒有身份證，而面臨法律，后續發展等多方面的問題。

　　李連杰 ：但是他沒身份證，他沒上學，他在月子里沒事。但是在目前它就會被社會很多的希望中國公益慈善事業更加專業化、透明化發展的人的質疑了，就是它的身份問題到底怎么回事，非公募基金會怎么會跟做公募的項目，它怎么會承接這個項目，它的法律結構是不清晰的。

　　對于這樣的尷尬，李連杰提出了他的看法和思路：

　　李連杰：我一直提出一個觀點，當時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什么要設立珠海和深圳兩個特區，就是在那里實驗，不是閉門造車，實驗，當它實驗了幾年以后有結果了，它可以在十四個沿海城市推廣，是吧？一定先有飛機，才有航天管制，第一個上天的人誰會管他呢，一定有十個八個以后了，大家說不行不行，得有一個游戲規則，咱們誰先飛、誰后飛，在哪兒飛才會有的。如果永遠的大家都等待著法律健全了再做事的話，我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現在三十年后的成果。

　　雖然大家都對中國式的慈善之路充滿了期待，但在現實中卻又面臨種種制度上理念上的無形障礙，慈善基金的法律主體地位模糊不清，相關的監督監管又存在缺失，很多從事慈善事業的熱心人士發現，一腔熱血之后，他們不得不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那么，應當如何走出慈善困境呢？我們再來聽聽王振耀的分析。

　　就說我們確實有很多體制、機制方面，那確實他們感覺做起來也不方便，你比如說你在美國，美國現在你看全國吧，基金會就十萬多個，它是大量的基層的，那么當然他們的注冊程序也很方便，他們的注冊程序主要是管錢，管住你的錢就行了，就說你這個錢是多了是少了，你這錢一定要透明，一定不能貪污不能挪用。

　　實際上，近幾年中國慈善基金的透明問題一直備受各界質疑，很多人不愿意把錢投到慈善事業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知道善款是否真的善用。中國慈善事業遭遇到嚴重的信任危機。

　　王振耀：現在在中國有幾個慈善組織能注意向人家捐贈者做出滿意的回饋呢？

　　記者：為什么做不到？

　　王振耀：習慣。

　　記者：習慣？

　　王振耀：文化習慣，不尊重普通人。你不讓普通人滿意，全社會就不滿意。

　　這種狀況能否改變呢？時任民政部慈善工作負責人的王振耀親自搞起了一個試驗。他采用的辦法是，不僅對善款進行公示，而且對捐贈人進行反饋。

　　王振耀：你知道給人家打個電話人家就感動得不了了，人家就說，哎呀，我的錢寄到那么那，你們還記著呢，我說得你開收據干什么，不用不用，收據不用，我就是知道我那一千塊錢你們收到就行了，后來我們，弄得我們說這老百姓太好了。你給人家回饋，你尊重人家一尺人家敬你一丈這是我這么多年做慈善做公益我的深切體會。

　　然而讓王振耀感到遺憾的是，直到目前中國的慈善機構中還很少能夠做到對善款公示同時對捐贈人進行信息反饋。

　　王振耀：捐贈一定要這樣，中國慈善事業要發展，這根如果不扭轉過來，大家如果過去的，用過去的說法不把立場這個態度轉過來，中國慈善事業我可以說不會有大踏步的發展，

　　其實就在王振耀負責慈善工作的2005年，中國的慈善法開始著手起草，2009年和2010年，慈善法均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列為預備項目。據了解，目前慈善法草案已經完成并上報國務院。國務院法制辦相關負責人表示，將在法律層面上解決長期以來困擾和制約慈善組織登記注冊的制度瓶頸，同時對于慈善資金的監管也有更詳細的制度規定。

　　王振耀：從整體上我覺得這個法，恐怕和國際接軌的地方比較多一些，會給全社會一個現代慈善的理念，同時帶來一個比較好的體制。這法我估計一定會對中國慈善事業產生比較大的觸動。

　　兩千多年前，孟子就說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三字經》的開頭也說，人之初、性本善。可見中國人從古至今并不缺少愛心。再看看裸捐的富豪，動不動捐出動則幾億幾十億的財產，還有汶川玉樹地震后巨大的社會捐贈額，說明我們現在口袋里確實也能掏出不少錢，用于慈善事業。但有心又有錢卻未必能辦好事，因為中間缺失的制度以及作為制度保證的法律，是整個慈善事業中關鍵的一環。歷史上，農耕時代的慈善事業有一系列鄉規民約來保證，后來計劃經濟時代慈善事業以政府為主體，而現在進入了市場經濟，相關的制度建設當然也應當跟上社會變遷的腳步。做一件好事容易，難的是做一輩子好事，其實，把一顆顆愛心，一件件好事凝聚成一股慈善潮流，形成一種社會氛圍是一項更艱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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