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子總是不夠花，崩潰崩潰！車子總是不夠好，崩潰崩潰！房子總是不夠大，崩潰崩潰！”一首流行的手機彩鈴歌曲《我崩潰了》道出了部分都市新生代的心態：近年來，房價高、就業難等社會問題的加劇，使獨生子女為主的80后、90后一代生存壓力驟然增大，許多人心里充滿疲憊、焦慮乃至崩潰。有社會學者認為，在年青一代的焦慮背后，有物質生活方面困難加大、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機會減少的客觀原因，也有精神生活方面片面追求物欲、為拜金價值觀所困的主觀因素。因此，緩解年青一代的生存焦慮，不僅需要政府不斷改善民生，完善社會保障，調整利益分配，也需要年輕人平衡心態，充實精神氣場，提升價值理想，將焦慮轉化為奮斗的動力。
高房價重壓，“房奴”一族身累心更累
出生于1985年的小廖在浙江杭州一家省級事業單位已經工作了兩三年，工作穩定，收入也算中等。但是只要談起未來，小廖立即表情嚴峻，心事重重。
小廖今年打算告別“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狀態，把女朋友從湖南老家接過來登記結婚。小廖說，買房子基本上靠自己，再想到過兩年養育孩子，“壓力不是一般的大，為了攢錢付首付，我們打算結婚的酒都不擺了，能省點就省點吧”。
杭州的房價，在小廖看來至少近幾年內高不可及。“以我現在的收入，不吃不喝的前提下付30%的首付就需要五六年。”小廖說，他接觸的同齡人中，頭發已經部分花白了的并不少見。
算得上中等收入的80后小王從2009年7月開始看房，先看開發商的房子，從城西到城東，數百個樓盤，這邊還沒反應過來呢，那邊就開盤售罄了，簡直比賣菜還快。“十幾天一個周期，回頭一看，媽呀，房價又漲了。干嗎不當初下單？”
跟漲不跟跌，這是所有人的弱點。小王一想到買房就頭痛，“簡直是搶錢啊”。沒辦法，轉頭看便宜一點的二手房，“包里揣著省吃儉用、披星戴月賺的倆破錢，開始到處找房子”。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踏遍杭州市區的東西南北，甚至是郊區的余杭、聞堰、良渚等地，“戰果空空”。小王想，要不要再等等？但是中介對他說：別等了，還會漲的！
在一片“樓市崩盤”的咒罵聲中，小王“顫抖著”簽下了買房合同，成為“百萬負翁”的其中之一。他沉重地說：“真的不知道樓市瘋了還是我瘋了？”
浙江中醫藥大學生物技術專業大二男生邵立峰說：“每個年輕人都有一種靠自己奮斗的夢想，而看完電視劇《蝸居》，覺得理想與現實差距好大。我不想被社會推著走，從孩子讀書的時候要為成績所累、長大了要為房子所累、買了房子要為還貸所累……”
針對年輕人熱議的《蝸居》中主人公每天念念不忘還貸、生活開銷等數字的“房奴”現象，遼寧沈陽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劉長輝表示，這種降低生活質量的理財方式，不應提倡。貸款買房是大多數人回避不了的問題，要使自己不成“房奴”，尤其是不做心理上的“奴隸”，心態很重要。生活中量入為出、精打細算固然重要，但如果每天把貸款額、月供數、各種花銷這一連串的數字都牢牢記住，顯然是給自己的精神套上了枷鎖。在這種無形壓力的持續作用下，心理問題的出現在所難免，因此，“不如心寬一點”，既然買了房，貸了款，就按計劃還，原本買房就是為了生活更好，切不要因為有了房卻丟掉了幸福。“房奴”們應學會釋放壓力，轉移注意力。
就業難困擾，年輕人亟須就業輔導和心理疏導
與已經踏入社會，有穩定工作卻為房子而奔波的80后相比，即將踏入社會的都市新生代遇到的難題更大，那就是就業。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問題日益突出，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逐年下降，社會上“畢業即失業”的感嘆不絕于耳。
1983年出生的小林，2006年畢業于遼寧沈陽一所大學的法律專業，畢業后的3年半時間里，他輾轉于多個單位，參加過1次考研、1次公務員考試、3次司法考試，均以失敗告終。
2009年，仍希望從事與專業相關工作的小林又應聘到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至今，沒有轉正。“所里的領導說通過司法考試就給轉正，我今年又考了一回，就差2分。”
小林說，畢業后自己就在沈陽家里居住，雖然這幾年收入一直很低，生活上倒是沒有問題，但每天看見父母也覺得慚愧，不知道如何交代。“有時候明明沒什么事情干，我也在外面閑逛到很晚才回去，我都27歲了，沒有正式工作，沒有女朋友，沒有房子。現在一天也就是打打雜，跑跑腿，挺茫然的。不想去賣保險、做營銷，但除了專業外我什么都不會。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副所長楊偉國在接受采訪時認為，目前大學生就業難，與人才結構有關。用人單位的需求模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重工作實踐經驗成為首要需求，但是大學教育和大學生并沒有很好地適應市場的要求。浙江省就業局副局長曹建國表示，“期望值偏高”也直接影響了大學生就業，仍有不少大學生抱有一種“十年寒窗，一舉成名”的心理，即使找不到合適的單位，也不肯降低就業期望值。
沈陽心理志愿者協會秘書長張國臣指出，由于社會的現實壓力，如事業單位、國企和私企相比，工作穩定，醫療、社保待遇好，退休后的收入高等原因，一些大學生不顧自身興趣和實際能力，一心想進機關，進大企業。而當前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用人單位需求在減少，部分大學生難免在現實中迷失，產生焦慮、困惑、煩躁等不安情緒和心理壓力，確實需要疏導。
他表示，對目前存在的大學生就業難題，就學生本身而言，應對其進行系統的生涯教育，從小學開始，培養學生生涯規劃和決策能力。就業管理部門在給學生提供就業信息的同時，應整合社會力量對大學生提供心理方面的團體輔導和個別輔導，引導學生充分了解自我，幫助其確立現實的就業目標。此外，有關部門應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縮短不同行業和崗位之間的福利性和保障性收入差距，以引導學生無后顧之憂，根據興趣和能力擇業。
個體須調整預期減壓,政府應創造良好發展環境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鐘其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指出，當前80后、90后遇到的問題和煩惱，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有兩個因素值得各界反思。
鐘其說，一是社會價值觀嚴重失范。當前的中國社會，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轉型之中，新的理想價值體系尚未得到有效確立。社會氛圍相對寬松、思想日益多元化的同時，虛無主義盛行，甚至一些頹廢思想如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等影響不斷加劇。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人的理想之光黯淡，道德價值觀被扭曲、高度物化，潛意識中似乎必須“有房有車”，否則就是失敗，這種錯誤的流行觀念不恰當地調高了人們的發展預期，極大地加劇了年輕人的心理壓力。面對這樣的精神困境，重建健康充實的價值觀勢在必行。
二是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機會減少。相對于打破堅冰后春潮涌動、利益格局分化重組的改革開放前期，當前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已基本形成并趨于固化，階層向上流動性減弱，個體發展機會相對減少，一些既得利益集團高度壟斷了優勢資源，客觀上對全社會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造成了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雖然從職業構成、市場競爭能力和社會影響力等來看，80后和老一輩人相比，他們在學歷、文化素養、思想觀念、專業技術知識、就業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在深層結構上，80后遭遇了既得利益集團的“金錢和權力排斥”。鐘其認為，這是一種利用“先賦性”(靠家庭、血緣背景等先賦因素)獲取社會資源而獨霸發展機會、獨吞發展成果的社會排斥現象。排斥的結果對個體而言，就是80后的就業和發展機會不公，前景不明，難以理性預期。
鐘其建議，就社會結構而論，需要增強當前市場競爭中具有起點公平的“后致性”(靠個人后天的受教育及專業努力等因素)原則，將“先賦性”的地位分配機制作用減弱，營造一個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競爭獲得體面的社會地位的階層示范氛圍。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前的問題并非改革過頭，而恰恰是改革力度不夠。政府應繼續調整利益分配格局，縮小貧富差距，將改革開放朝著有利于全體人民共享成果的方向大力推進，為年青一代的發展營造良好社會環境和制度環境。半月談記者 岳德亮 王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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