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明 畫
日前，江蘇、北京、重慶、東莞等地紛紛宣布，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從2月1日起，江蘇省率先開始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漲幅近13%，其中一類地區月工資從850元漲至960元。
一年前，在金融危機的陰影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宣布凍結各地最低工資。隨著經濟的復蘇，市場對于勞動力的需求也由經濟衰退時的過剩到供不應求，增加最低工資對于目前1.4億的農民工階層來說，是一個利好消息，它必然帶動各行業工資的增長。這說明，勞動力的價值正在受到認可，尤其是企業主力軍的技術工人，他們的待遇也會因此而提高。
工資水漲船高
2010年開局，農民工趙吉祥感覺挺好。年底的雙薪已發到手，各種收入加起來，他一個月的工資有2000元。領班告訴他，公司今年還要從每個部門選出一名優秀員工給漲工資，這好事落在了他的頭上，但必須參加一場考試，雖然是走過場，也讓他害怕。沒文化是他的短處，連小學都沒上完，領導交代寫個書面的東西可要了他的命，而且考的又與自己的電工專業完全無關的服務業的內容。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春節期間，趙吉祥都很忙，他在北京北部一家大型溫泉企業當電工，這段時間正是各家企業和政府機構總結表彰員工的時期，也是他們公司業務繁忙、生意興旺的時期。因為人手不夠，連他們技術部門的員工也被派到了一線當服務員去端盤子，他常常忙到晚上十一二點空腹回家。
城市改變了農民工后代的觀念
除了事業順利讓他高興外，17歲的兒子從老家來與父母團聚也讓他感到特別幸福。工作再忙，只要能擠一點空閑，他還是一路小跑回到離公司僅十分鐘路程的家里給兒子做一頓飯，看著這個一眨眼就變成大小伙子的兒子，他心理特別驕傲。
平時夫妻倆省吃儉用，到兒子來了一切都破了戒，才從銀行取來200元錢，轉眼就花沒了。兒子從超市買回2.5元一斤的香蕉和過去只有夏季才看得到的西瓜，媽媽心痛地對兒子說：“我和你爸爸在北京十多年也沒吃過這么貴的香蕉呀！也有一元一堆的便宜香蕉嘛！”兒子回嘴說：“便宜的水果會吃壞肚子！”媽媽向別人描述著兒子的做法、復述著兒子的話時，臉上帶著夸張的、驕傲的微笑。
他們只有這一個孩子，雖然從小生活在農村，干著農活長大，但獨生子女一代的消費觀已與父輩完全不同，媽媽嘮叨說：“兒子在老家買鞋子也要去專賣店，一百多元一雙。”媽媽腳上穿的棉鞋是在路邊攤上看了好多天，終于下決心砍到20元才買回來的。
趙吉祥的兒子就要上高中了，他對于將來的打算是考學、徹底離開農村。數據顯示，我國現有農民工1.4億人，上世紀80、90后出生的第二代農民工約占60%。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雖然與父母親干著同樣的工作，但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行為舉止等卻大相徑庭，與父輩相比，他們已經沒葉落歸根的想法，很多人不會種田，也不打算再回農村，對城市的依戀非常強烈。
農民工的安居也是社會問題
按政策，趙吉祥夫妻40歲，可以生二胎，到了這個年齡看著小孩子更喜歡了，但近20年的漂流生活，深刻地體會到城市生存不易。每月200元的房租是一大筆開銷，更不用說養孩子需要投入的醫療和教育費用，城里沒有農村的大房、大院，只有窄屋小窗，再也不能依賴耕地生存，身份也從農民變成了技術工人，老家大家庭擠在一個大炕的熱鬧日子被二三口人的小家庭的清靜取代了，他們也習慣了這種小日子的平靜，老父親來看兒子，也羨慕地說：“這日子挺好，你們別回去了，每個月都有固定收入，不必靠天過日子，收成不好太揪心了。”
春節過后，趙吉祥要陪兒子一道回老家，還有一個特別的任務，就是把這一年積攢下的錢拿回去還債，從親戚處借來蓋房的錢終于可以全部還上了。說起來，他們老家的房子已經蓋好三年，夫妻倆在北京打工，要供養一個上初中的孩子和老父親，工資隨到隨光，借的債只能慢慢還。所以，每次老家親戚來電話他們都很緊張，擔心是來催款的，現在，心理懸著的石頭終于落地了，今后再也不欠任何人的債了。
與他同一個院住著的還有他的兄弟，現在正被房東催著搬遷呢。因為北京近年拆遷費猛增，所以，房東把院里的小偏房都拆了，正著手蓋一幢三層的樓房，這樣，一旦拆遷就可以獲得高額搬遷費，鄰村一位村民家去年就拿到300多萬元的賠款。
兄弟一直拖著不想搬，現在出去找房發現周圍已找不到月租金200元的房子了，都漲到500元，正愁著呢。他們夫妻收入3000多元，對500元的房租感覺承受不起。對于像他們這樣的農民工，老板開出的工資里是沒有房租錢的。
因為工資低，沒有什么福利，兄弟媳婦工作的廚房工人偷拿菜的事情就很平常了。據說，一位大廚曾從廚房偷了一桶油裝在摩托車后備廂里，被保安抓到，一個月工資被扣，還罰了5000元，工作也掉了。老實的工人私下議論，如果老板給員工提供好一些的福利待遇，那些整日計算著把廚房里冷冰冰、濕乎乎的肉或菜貼身帶走的員工會減少許多，日積月累的，企業的損耗也會不少吧！做老板的真該想想如何使提高員工的忠誠度與自己的利益保持同步增長，而不是一味苛刻員工，不該等企業不景氣了，或工人都走了才想到要反省。
專家認為，農民工階層是以農民的社會身份承擔著產業工人職能的一個特殊群體，是我國流動性勞動階級的主體階層。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改善農民工的待遇，尤其是對他們的社會保障給予積極的關注，是保證中國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性工作。(陶映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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