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發展報告特稿：拓寬我們在脆弱性方面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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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一直從各個維度強調人類安全。當我還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我們曾對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貧困人口進行調查，以探知他們最關心的是什么。調查發現，在他們最關心的若干事項中，首當其沖的是缺乏安全感—即脆弱性，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明顯擔憂，例如缺乏收入、在生計問題上缺乏話語權等。
脆弱性最基本的定義是：生活水準面臨著急劇降低。當脆弱性持續時間較長，或當生活水準下降到臨界值以下（到達某個遭受剝奪的臨界點）時，就該引起特別關注。
經濟學家們以GDP為中心的傳統思維導致他們對脆弱性視而不見。每個人都是風險厭惡者。因此，處于脆弱的現實導致了他們巨大的福利損失，甚至在他們面對沖擊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之前就已如此。我們現有的衡量標準體系不能充分體現個人安全感和社會福祉的重要性，這也是國際經濟表現和社會進步衡量委員會對GDP這項衡量指標的一個主要批評。
在制定降低脆弱性的政策時，我們必須放開眼界全面考慮這些脆弱性形成的原因。個人和社會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經濟學家所謂的“沖擊”影響，就是那些可能導致生活水準顯著下降的不良事件。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沖擊越大，其深度越深，持續時間越長，脆弱性就會越嚴重。但個人和社會也會逐漸形成一些應對沖擊的機制。在提高應對沖擊的能力方面，一些社會和經濟體的表現要優于另外一些。社會中出現的一些嚴重脆弱性讓這些社會暴露在巨大沖擊之下，同時也讓大量社會成員缺乏應對沖擊的適當機制。
惡性循環
一提到脆弱性，我們難免會聯想到惡性循環。一個強健的社會體系必定具備良好的危機應對機制，以便人們在遭遇不利挫折后能迅速恢復元氣。破產法的功能之一就是為那些負債累累的人提供一個重頭開始的機會。雖然它無法解決債務人面臨的所有問題，但至少能防止債務人因背負堆積如山的債務而從此一蹶不振。但不幸的是，在全球許多地區，大多數人依然非常脆弱，經常遭受這種惡性循環的折磨，有些時候情況甚至更糟。
這些惡性循環有很多滲透方式。低收入人士因難以解決溫飽問題而更容易患病。一旦生病，他們也無法支付醫療費用，也就是說，如果社會無法為公眾提供充足的醫療服務，那么任何意外或疾病都有可能是他們生命終結的導火索。如果醫療保健得不到保障，人們也會面臨收入能力顯著下降的風險。而收入水平的下降會進一步降低他們承擔醫療保健費用的能力。
最近研究表明，窮人缺乏解決自身生存問題的睿智和遠見。他們無法進行戰略思考；無法做出長遠規劃。因此，他們也無法做出可能幫助他們脫貧的正確決定（如投資），這一點不足為奇。
經濟脆弱性
一些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如海嘯、洪水或地震）的地區難免會吸引全球目光。與自然災害相比，經濟災難同樣具有毀滅性。
近幾十年來，全球經濟的動蕩也引發更多脆弱性。銀行與國家之間聯系緊密，這使得像2008年金融危機這樣的金融問題更容易蔓延全球。這些事件反映了法律法規在金融領域（包括熔斷制度和資本管制方面）的重要性。全球金融危機的肆虐（如經濟急速下滑使數百萬人陷入貧困）更說明，這些問題并不僅僅出現在銀行業，而是人類發展進程中更普遍面臨的重要問題。
改變不但會增加風險，還會削弱社會賴以利用的旨在幫助最脆弱人群的應對機制。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傳統社會觀念中，社會關系和濃厚的親情是社會保障的核心。但在許多其他國家，這些親情關系甚至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更快地瓦解。
政策如何增加脆弱性
華盛頓共識政策之所以遭到抨擊，核心問題在于人們認為其削弱了應對機制，加劇了個人和經濟面臨的沖擊，從而有系統地加劇了脆弱性。資本市場自由化政策的推行使發展中國家更容易遭受海外市場帶來的沖擊（這與資本大量流入或流出引起的波動息息相關）。金融市場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無疑導致了資本信貸和資產泡沫的破滅，使國內經濟遭受更大沖擊。同時，社會保障體系的衰退也削弱了自動穩定機制，而一些金融政策的頒布使社會更加混亂不堪，因此任何沖擊造成的影響都將被放大。與此同時，政策還削弱了大部分民眾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華盛頓共識政策往往伴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衰退，其對脆弱性造成的負面影響也顯而易見。
因此，這些所謂的“改革”都加劇了個人和整個經濟體系的脆弱性。例如，經常備受贊譽的從設定受益到設定提存的轉變也加劇了個人和社會體系的脆弱性。
然而即使是發達國家，也有許多人認為要想加入全球化世界經濟的殘酷競爭，就必然導致社會福利的緊縮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削弱，其后果是讓那些社會中低層人群變得更加脆弱不堪。
華盛頓共識政策往往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因此除非政府采取積極的保護措施，否則處于社會底層的人群將難免變得更加脆弱。
不平等和脆弱性
不平等是脆弱性（對所述的許多其他因素都能產生負面影響）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且以許多方式產生影響。不平等引起不穩定，從而加快經濟動蕩的發生頻率。極端不平等意味著大部分人口均處于貧困狀態，且應對沖擊的能力較差。極端經濟不平等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政治不平等，其結果是政府可能不會提供能夠保護底層民眾不受巨大沖擊影響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們需要換一種方式來思考不平等現象，不僅將其視為一個道德問題，還應視為一個基本的經濟問題，并在思考過程中加入關于人類發展的因素，尤其是與脆弱性分析相關的因素。
制脆弱性
眾所周知，人類在發展進程中已經采取過一些干預措施來限制脆弱性，比如改善教育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從這個角度而言，教育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能讓人發揮自身潛力，提高生產率，還在于其能增強人們應對危機的能力。人們接受的教育越多，就越能游刃有余地應對危機，例如，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更容易換工作。鑒于這些干預措施能夠帶來切實而顯著的影響，它們在未來也會一如既往地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的經濟體系中也存在許多能隱約化解風險的因素，盡管這些因素一直深藏不露。也就是說，這些隱藏因素能夠緩解脆弱性帶來的沖擊。破產法的頒布可以有效保護普通民眾（債務人）的權益，而不是像美國體系那樣試圖幫助債權人從最弱勢的群體榨取更多資產，這一點極為重要。良好的破產法能為那些負債累累的人提供一個重頭再來的機會。
按收入比例發放的助學貸款能夠幫助家庭擺脫貧困和改善經濟狀況。如上所述，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不但能為那些飽受壓力的群體帶來福音，也有助于發揮經濟體系的整體性能。
脆弱性的形成原因多種多樣，其帶來的后果也各不相同。在改善人類發展水平的任何議程中，降低脆弱性都是重中之重。但如果我們想要成功降低脆弱性，就需要采取一種更加廣泛而系統的方式。
（Joseph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