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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小的教室里,吉覺阿呷幫低年級學生削鉛筆。
本報記者 張文攝
吉覺阿呷的家。
本報記者 張文攝
“打工跟在家不一樣嗎?都是做事”
門外的大風不時地裹挾著黃沙呼嘯而過,吉覺阿呷(化名)仔細地將上衣最上面的紐扣扣好,然后便背著背簍出了門。
回到村里已近一周,跟出去打工前相比,仿佛什么事都沒發生過一樣。“在家哪一天不是這個樣子,喂豬、洗衣服、生火做飯、背起背簍去找柴。”吉覺阿呷自顧自抱怨著,突然問記者:“在外頭打工跟在家哪里不一樣?都是做事。”
十幾天前,因被懷疑是童工,吉覺阿呷和72名彝族同伴被大巴車從深圳送回涼山。
吉覺阿呷今年14歲,在家里的4個孩子中排行第二,常年在外打工的父親在去年6月便去了廣東,一起出去的還有16歲的姐姐。
吉覺阿呷告訴記者,她是去年11月后才出去的,但沒想到剛在深圳工作幾天,1月2日就被送回了村里。她有些想不明白為什么會被送回來,“過了新年我就出去掙錢了,反正有媽媽看著兩個弟弟。想不到這么快被送回來。”
有村民告訴記者,彝族新年是在每年陽歷的11月中下旬,新年結束后輟學在家的孩子就會陸續出去打工掙錢。小學沒畢業就輟學的吉覺阿呷算是打工的孩子里比較“有經驗”的,她告訴記者,深圳的很多工廠她都待過,“繞線、裝箱、打包,我都會!老板說我能干呢!”她的語調中透著幾分自豪。
吉覺阿呷的母親馬卡阿莎介紹,“老板”指的是帶孩子們出去打工的工頭,據說是鄰鄉的,名字叫克巴。“每當克巴來找工人,娃們都很樂意跟他走。”馬卡阿莎說,村里好幾個孩子每年都跟克巴外出打工。
為什么不念書?馬卡阿莎的回答很簡單:“念書費錢,女娃兒認幾個漢字能說點漢話就行了。”
她跟記者算了一筆賬:國家免了學費,但每學期起碼一兩百元的雜費,到村小走山路起碼要一個半小時,如果念寄宿制的中心校,即使住宿免費,每個月也需要一百元左右的生活費。“4個一起念書,家里確實供不起,不如讓兩個女娃給家里幫幫忙。”馬卡阿莎說。
“過節和來客時才吃點臘肉”
傍晚時分,吉覺阿呷背著一筐干柴回來了。“冬天冷,要燒火塘烤火,還要煮飯煮豬食,我在家每天都去多找一些。”她一邊說著一邊吃力地把背簍從身上卸下放到墻角。記者走過去一掂量,這筐柴少說有20來斤。
“阿呷最勤快,等到2月初種土豆,她也能幫忙開犁。”馬卡阿莎告訴記者,這里的村民基本都種土豆,“8月收獲時,100斤一筐,每畝能收30多筐,只可惜賣不起價。”馬卡阿莎說,這里路不好,汽車開不進,只能等附近鄉鎮趕集時用馬馱幾筐去賣,但卻連8毛錢一斤都賣不動,算上種蕎麥、養豬,每年只能有萬把塊收入。
對于家里的生計,吉覺阿呷也很苦惱:“我打工的地方,土豆兩塊多一斤!我們卻只能等土豆粉廠用六七角的價格收,收不走的就只有自己吃,去年收的土豆現在還剩一大堆。”她說,“地里刨不出錢,只能出去打工,現在哪家是單靠種地掙錢的?”
不知不覺到了晚飯時間,馬卡阿莎留記者吃飯。主菜毫無例外是燉土豆,沒有佐料,淡然無味。也許是因為記者的到來,馬卡阿莎竟端出了一盤臘豬肉和圓根酸菜。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記者說,“平時家里來客少,過彝族新年的時候殺了一口豬,腌成臘肉后只是逢年過節和家里來客時才吃。”
“不要嫌土豆不好吃,種出來也不容易!等到2月開種的時候,土硬得牛都拉不動,而且要我們四五個人一起種才行。”吉覺阿呷卷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一道清晰的傷痕:“你看,這就是上次耕地時不小心被犁劃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