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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0日16:30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如果單獨二胎政策充分執行，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將 穩 步 回 升 ， 但“低生育率陷阱”使得短期內尚難逆轉人口結構。

人口專家預測，我國人口紅利從2013年開始消失；2013年9月的某一天，中國老年人數悄然邁過2億人大關。11月中旬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宣布放開“單獨二胎”政策。

勞動年齡人口開始呈現負增長、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齡化等所有發達國家曾遭遇的難題，開始在中國發生。已然被扣上了“老齡”帽子的中國，對生育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不過，單獨二胎的放開，能否阻擋人口紅利消失，如何延續維系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仍有待時間檢驗。

去年勞動年齡人口首現負增長

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呈現負增長，這是一個根本性變化。由于這個變化，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勞動力投入都會受到影響，所以人口紅利已經消失。

“我們考慮了快一年的時間，最后決定要二胎。”阿賓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生二胎”會改變他現有的生活，但算計了很久之后，夫妻二人仍然做出了一致的選擇。

阿賓是北京一家職業學院的老師，月收入接近兩萬元；妻子在一家公司做會計，月收入5000元。夫妻倆都是獨生子女，上面有四個老人。“生二胎不只是為了養老，更多是覺得家里人多、熱鬧，不希望自己孩子長大后沒有兄弟姐妹。”阿賓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傳統中國大家庭的模式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我不希望老了，我們夫妻倆孤獨地生活在一起。”

阿賓是北京一個普通中產階層家庭的縮影。若離開個人和家庭層面的考慮，從更加宏觀的角度觀察，生育率降低、老齡化程度加深造成的人口結構的變化，正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態。

在人口和勞動經濟領域專家的研究中，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消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人口變化第一步是生育率下降；第二步是勞動年齡人口從快速增長到增長趨緩直至不增長；第三步則是老齡化。從趨勢越來越清晰的統計數字看，顯然中國也已經邁開這不可逆的一步。

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對夫妻生育孩子的數量，生育率處于更替水平意味著孩子的數量與父母輩持平，人口最終將穩定。中國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對夫妻平均至少需要生育2.2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長期不衰減。但是，2012年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國內生育率僅為1.25。有學者認為，即便統計局數據可能被低估，按照實際1.4的生育率，也意味著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將減少36%。

不僅如此，今年1月，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明顯出現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呈現負增長，這是一個根本性變化。由于這個變化，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勞動力投入都會受到一定影響，所以‘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預測，未來中國勞動人口比例會持續下降。

在蔡昉看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本積累，其貢獻量占經濟增長比重達60%至70%。而資本積累的實質是人口因素帶來的優越條件。過去中國通過資本積累來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依賴點在于：一是中國長期人口撫養比呈下降趨勢，負擔輕，所以成就了中國幾十年來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二是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

有專家預測，隨著以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為表征的人口紅利消失，中國G D P潛在增長率預計將從1995年至2010年平均10.3%的水平，下降到“十二五”時期的7.6%。這樣一來，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迫在眉睫。

潛在年均經濟增長率有望提高

在總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 .77至1 .94并進一步保持這一水平情況下，2031年至2035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7.1%至11.8%，2046年至2050年可提高15.5%至22.0%。而這個總和生育率水平恰好與立即放開“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對應。

“我贊成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原因在于計劃生育政策是1980年開始實行的，當時提到30年后情況發生變化可以采用別的方式或者政策。”蔡昉表示“情況發生變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現在中國生育率下降到1.4的水平，已經具備了改變政策的條件。在廣泛的社會呼吁下，經過多年調研，政府在2013年11月15日宣布放開單獨“二胎”。調整生育政策事關中國人口和經濟社會的均衡發展。

“在把總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77至1.94并進一步保持這一水平的情況下，2031年至2035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7.1%至11.8%，2046年至2050年的潛在增長率可提高15.5%至22.0%。而把今后總和生育率提高到1.77至1.94的水平，恰好與立即放開‘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對應。”他還說。

很多專家認為，從長遠角度來看，放寬生育政策能對經濟發展產生積極正面作用。

“事實上，我們認為，放松計劃生育政策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改革舉措，但卻能夠為下一步改革積累更強的公眾基礎，并能夠在中長期內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馬駿的研究團隊研究表明，從長期來看，放松一胎化政策可以提升經濟增長的潛力。由于今后幾年出生的人口在2030年左右將成為勞動力，在改革“兩步走”情景下，2030年至2050年間中國潛在年均經濟增長率將因此提高0.2個百分點。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衛計委了解到，“單獨二胎”政策的適用人群為：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夫婦；而獨生子女是指本人沒有同父同母、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政策啟動時點則為：全國不設統一時間表，各省(區、市)自主確定時間，但是各地啟動時間不宜間隔太長。

中國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政策調整后，人們愿不愿意再生育，為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口結構打上問號。

在政策的重大調整后，人們愿不愿意再生育，為雙獨二胎、單獨二胎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口結構打上問號。

獨立人口學者何亞福認為，此次提出的“單獨”可生二胎政策對生育率的提高不會太大。“一方面，只有城市一部分人群可以享受政策，農村大部分人不符合要求；另一方面，即使符合要求，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上廣深仍有不少夫婦不愿意生。”

北京的公務員張敏和老公就是后者中的一員。張敏夫妻倆是都是北京公務員，家庭月收入在一萬元以上，但雙方都對生育二胎沒有興趣。“我們不想要二胎。”張敏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我們希望有兩人自己的生活”。

她說，孩子從上學開始就加入了社會競爭，除了上幼兒園，還需要上英語輔導班、興趣愛好班。每周末，他們都要帶孩子去國家圖書館看書，下午再送去學游泳。“周末的空余時間都用在這上面，我們倆人幾乎沒有自己的休息時間，圍繞著孩子團團轉。如果再來一個孩子，生活會更累，這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生活狀態。”

而對阿賓夫婦而言，雖然小兩口愿意再生，但是生育二胎帶來的家庭經濟支出增加成為其首要壓力。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家里老大今年三歲，幼兒園、培訓費、衣服費、伙食費約5萬，二胎月嫂等費用5萬元，我和老婆消費費用5萬元，4個老人一年的花費5萬元。”他說，這每年20萬支出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數據，前提條件是家庭中所有人沒生病，也沒有什么娛樂生活。

事實上，從已實行多年的雙獨二胎政策對人口結構的影響來看，結果是微乎其微。上海市衛計委統計顯示，目前上海戶籍人口中約有200多萬個雙獨家庭，按現行政策都有資格申請生二胎，但是5年來，實際申請戶數僅13000多例，實際生育登記僅7000多戶，占比0 .35%。北京市城市雙獨家庭受訪者中，26.13%選擇了“愿意生二胎”，44.16%選擇了“不愿意”，29.71%選擇了“沒想好”；而農村雙獨家庭只有36.33%愿意生育二胎。

在人口學者、攜程網創始人梁建章看來，長期低生育率會導致未來社會極度老齡化，養老負擔沉重，讓育齡家庭不堪重負，反過來會抑制生育意愿，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年輕夫妻普遍感覺養不起孩子并開始感受到贍養老人的壓力，說明中國已經完全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他表示，生育政策逆轉帶來的反彈非常有限，這在一些發達國家已有體現，如新加坡和韓國都曾實行過柔性的生育控制政策，后來都改弦易轍，但目前其生育率均處世界最低水平。

“第二次人口紅利”仍有較大空間

通過創新制度，中國有望得到以“資本較多，勞動力較少”為特征的二次人口紅利。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動力源———“世界工廠”主要依靠的是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不過，顯然“人口紅利”作為中國曾經的核心發展動力正在逐步耗盡。有專家指出，通過創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國有望挖掘更深層次的經濟發展潛力。

“面對人口紅利消失，我們應該樹立這樣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紅利’終究會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紅利’潛力則是無限的。”蔡昉說。

近年來，有學者將人口紅利的概念進一步劃分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

其中，“第一人口紅利”用“支撐比”來表示，即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人數之比，它不考慮單位勞動者產出變化。該支撐比上升，表明有利于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間，中國正好處在第一人口紅利期，創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較優勢。

雖然我國勞動力供給增長放緩，第一次人口紅利接近尾聲，但有學者指出，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源泉的枯竭，相反，中國未來其實還潛藏著“第二次人口紅利”，即人口結構變化促使居民積累財產，從而導致資本快速積累，而整個經濟的資本深化推動了單位勞動者產出提高。

從勞動力質量看“第二人口紅利”有較大空間，仍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升勞動生產率。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隨著中國競爭力、利潤和剩余增加，資本就會快速積累，而勞動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長的限制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就會不斷改變，發展模式會從勞動力較多、資本較少，逐漸變為資本較多、勞動力較少，這個轉變過程也體現在發達國家的發展進程中。

不過，這一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和制度環境。專家認為，通過創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國有望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

此外，蔡昉認為，加快城市化進程，促進公共服務的全覆蓋，把目前2.3億流動就業的農民工和就地轉移就業的農民工，變成真正的城市人口，就可以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另一半人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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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獨 二 胎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宣布人口與生育政策的重大調整，“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消息一出，全民關注。放寬生育政策將對勞動力及經濟發展產生積極作用，這是應對“人口紅利消失”這一戰略難題的初步破題。記者　李唐寧　曾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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