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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性的聯合
張北川教授記得，最初有同妻與他聯系，是在1997年。張北川被人稱為“中國同性戀研究之父”，是國內首位在男同性戀人群中進行大規模艾滋病干預的專家。
起初，有兩位同妻通過電話、信件向他咨詢。參加學術會議時，還有一位身份是前同妻的專家與他約談。十多年來，他接觸的同妻們，有的初為人妻，有的懷孕9個月，還有的已是祖母輩分。
“我清楚地記得電話中，一些女性因壓抑太久和痛苦太沉重，以致失控時的凄厲哭聲，”對同妻們的傷痕累累，張北川漸有感知。
2008年底，他組織了一次全國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經驗交流會，特地邀請兩位同妻參會。其中一位，20分鐘里，一句話也沒說；還有一位，自始至終坐在觀眾席里，背對著人們說話。
這次大會直接促成了第一次的同妻聯合。這一年，參加大會的、關注華人性權利的民間組織“粉色空間性文化發展研究中心”開始跟進同妻議題研究。
2009年3月底，在粉色空間的發起下，中國首屆“同妻會”在山東省青島市召開。除了粉色空間負責人何小培女士、張北川教授外，參加會議的，包括來自山東、遼寧、江蘇、陜西等各地的9位同妻、1名已婚男同和1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研討會開了兩天，從訴苦開始。帶著妻子來參加會議的那名男同，成了會場的“靶子”——其實這位男同性戀者也絕望到兩次自殺，因為妻子不同意離婚，一個勁兒讓他“看病”去。
等到同妻們哭完了，何小培動員大家，想想怎樣行動。一場頭腦風暴下來，大家形成不少共識，“要從哭泣自憐和網絡呻吟中走出，一起去幫助那些還不敢站出來的同妻爭取自身權利”。這些共識被整理為國內第一份、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份的《同妻聯合聲明》，發表在關注同志問題的《朋友》刊物上。
同樣是在這次會議上，同妻們打出了“同妻到我為止”的宣言。之后，它成為同妻網絡中流傳最廣的一句口號。
這份聯合聲明和這句口號，都被蕭瑤放在中國同妻家園網首頁最醒目的位置上。
因這次研討會而第一次聚集起來的同妻們，還一起去檢查艾滋病，甚至集體“參觀”了一直好奇卻不敢獨自進入的同性戀酒吧，“想看看自己老公的另一面是怎么樣”。
首次同妻聯合會，在《同妻聯合聲明》中被定性為“很成功的富有意義的開創性會議”。本來不愿放手的那位同妻，終于解開心結，同意離婚。經討論列出的15件實事，如成立自己的組織“同妻家園”、建立線下互助小組、采寫同妻百人故事、成立熱線等等，正等待著滿腔熱情的同妻們一一完成。
復雜的現實
起初，粉色空間性文化發展研究中心負責人何小培覺得，解決同妻問題，大部分可以參考同志群體的經驗。比如，同志群體是從上世紀90年代的第一條熱線組織起來的，那么，同妻也可以試試。
研討會上，有8個人愿意在自己的城市主持同妻熱線。她們買了新的手機卡，將號碼印上宣傳名片，還掛在一個從來不更新、只提供聯系方式的同妻網頁上。
然而，何小培很快發現，印制名片是最沒用的一種辦法——因為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散發。發給大街上的普通人，顯得有點唐突；發給同性戀酒吧里的男同們，又顯得特別愚蠢：“不可能有男同性戀把名片帶給自己老婆的吧？”
即便知道了號碼，真正要撥出電話，也需要很大的勇氣。打給粉色空間的同妻熱線里，有人將號碼牢牢記著幾個月，卻一直不敢打，“因為一打，就說明我丈夫是同性戀了。”還有的人，幾個小時似乎講完了一輩子憋著的話，直到聽筒發燙仍不肯放手。
無論是哪種情況，所有電話中，“從來沒有人打來第二次”。同妻們雖然需要一個傾聽的陌生人，卻也非常明白生活的真理：沒有人可以代替自己做決定。
“同妻”，只是一個伴隨婚姻而被賦予的身份標簽。在婚姻中，它意味日復一日的隱忍和煎熬。婚姻結束，它又代表著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是，再婚的同妻，沒有多余心力為別人鼓與呼；離婚的同妻，又寧愿脫離這個群體，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中去。它就像一個游牧民族，不容易集合，不容易靜下心來發出聲音。“同妻中缺少積極分子和領袖人物，我們只能慢慢尋找一種方式”，何小培說。
而同妻們聲討的對象，在婚姻中對立的男同們，其實也是另一個弱勢群體。
“不能因為支持弱者發聲，而傷害另一個群體”，張北川教授擔心，同妻問題的聲張，很可能強化社會對于男同性戀者的歧視。
最近，他聽說的一條“新聞”是，在浙江某縣級市，一個高一男生，因為向同學坦白了自己的同性取向，被勒令檢討并強制退學。
在農村地區，倘若一個男人三四十歲了還不結婚，可能被唾沫星子砸得不敢出門，也意味著可預見的晚景凄涼。而在城市，面對著指望早日含飴弄孫的父母，很多男同們亦可能違心走入婚姻。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社會面前，男同和同妻們又是一體的。正如一位網友所說，“要解放男同性戀者的妻子，首先要解放男同性戀者的身心”，同妻問題的部分解決，有賴于同性戀者平權運動的進展。“如果從教育和法律手段，能較好地尊重和保障男同的權益，那么，同妻會大幅減少。”張北川說。
同妻群體并非中國獨有。在其他亞洲國家，有高比例的男同隱瞞真相與女性結婚。美國、法國也都有類似同妻網站。
在張北川教授看來，男同性戀者并非不能結婚，而是不能隱瞞性取向等重大事項結婚。于是，他常常建議，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男同們，從良知的角度出發，不要結婚，“別讓一個人被歧視變成兩個人被歧視”。而那些可能走入婚姻的，則應在婚前向女方坦陳自己的性取向，由女方決定是否要成為下一個同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