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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孩子總數正在變得越來越少！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我國0～14歲人口為2.2億，約占全國人口的16.6%。根據人口學統計標準，一個社會0～14歲人口占比15%～18%為“嚴重少子化”，15%以內為“超少子化”。很多專家斷言，我國已經進入“少子化”階段。(《半月談內部版》2011年第6期)
少子化、老齡化并存，教育等公共資源待重新配置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認為，目前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經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例接近發達國家總體水平。
老齡人口多，低年齡組占總人口比重變少，一方面說明老齡化進程加快，另一方面說明生育率下降很快。少子化、老齡化并存的局面將直接影響到我國未來公共資源的配置和現已配置的公共資源。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僅以教育資源配置為例分析：“20年前，北京有6000所學校，現在只剩3000所，平均每年關200所。那些老師怎么分流、校舍怎么處理呢？過去的教育投資怎么調整呢？同樣，醫療、養老資源的配置也將受人口結構的影響。”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勞動與人力資本研究室主任都陽表示，隨著“少子化”進程的加速，以前教育資源數量擴張型態勢應該及時轉變為內涵深化型態勢。他說：“我們不一定縮小整個教育資源，現在來看，城市里面很多學校生源減少，但同時也要看到很多農民工的子弟沒有學上，廣大農村留守兒童沒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我們可以在總量資源瓶頸比以前緩解的情況下，強化對教育改革發展的深化和投入。”
勞動力減少，第二次“人口紅利”亟須開發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社會保障研究室副主任高文書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指出：“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人口將在2032年達到高峰，然后下降。而中國勞動人口總量在2013～2015年間達到高峰。這就意味著，對于經濟增長，我國的人口紅利將逐漸消失。”
人口學規律顯示，人口再生產類型轉變使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依次形成從高少兒、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撫養比，到低少兒、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撫養比，再到低少兒、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撫養比的三個不同階段。在第二階段，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人口撫養負擔輕，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高，有利于經濟增長。這一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過渡時期通常被稱為人口紅利期，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這種潛在貢獻就是人口紅利。
“當時來看，勞動力人口多是件好事，但是這部分勞動年齡人口很快就會老去。再過20年，現在新增的0歲兒童要進入勞動力市場，但是現在這部分人少了。而之前的勞動年齡人口已經老了，勞動人口比重就相對較低。”高文書說，“這就告訴我們，未來中國勞動力供給將不再供之不竭。”
事實上，近年來沿海的“用工荒”也與這個問題有關。如果任“少子化”繼續下去，將導致勞動力人口長期供給不足。
對此，政府可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以應對未來勞動力供給不足問題。原來的勞動人口進入老年，但是這部分人有著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如果他們的健康狀況良好，可以采取延長退休時間的辦法，讓高素質的勞動力繼續發揮作用。
對于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問題，都陽認為，不能光看數量，而不看質量。他表示，人口結構的變化本身也會對提高勞動力素質產生倒逼效應。“現在，我們需要提高教育質量，增加未來潛在勞動人口的人力資本內涵。這將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彌補勞動力數量不足。”
“少子化”加劇“未富先老”，社會經濟結構調整刻不容緩
對于人口結構急劇變化帶來的風險，王廣州不無憂慮。他說，人口生產有其內在規律，人口問題觀察周期長，一般以100、200年作為一個觀察周期，人口問題慣性大，過去積累下來的問題，短時間內是難以解決的，對于人口再生產，“少子化”趨勢將讓人口結構較難回調。
人口結構的劇變和慣性，也使得我國未來恐難避免“未富先老”局面。都陽表示，進入“少子化”階段，“未富先老”的困局將給社會帶來沉重的養老問題。他認為，通過教育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擴大養老覆蓋面可以有效緩解困局，尤其要切實加快養老覆蓋體系建設，未雨綢繆。
人口結構的“少子化”也將倒逼經濟結構轉型。現在勞動力短缺，勞動力工資上漲，給企業帶來成本壓力，迫使企業更多地用機器技術來替代人力，這樣就促使企業完成生產技術的升級換代、提高產業層次。
同樣難以避免的是，“少子化”對未來社會的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有著長遠影響。高文書說：“老年人‘銀發經濟’會加速發展，而少年兒童的需求將明顯減少。即使未來勞動生產率得到極大提高，未來養老服務也不容樂觀，因為養老服務業本身就是個勞動密集型產業。”(半月談記者 許中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