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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垤瑪鄉，是兩年前的事，垤瑪鄉司法所所長李龍偉累死在工作崗位上，當時他的工資卡上只有40余元錢。之前，從紅河縣城到垤瑪鄉是彈石路，109公里走了5個多小時。如今，這條縣鄉公路已鋪成水泥路，這次乘坐的便車也花了3小時。
17日，進入垤瑪鄉境內，到處是陡峭的山梁，土質都是沙石土。“這樣貧瘠的土地，肯定長不出好的莊稼。”一路上，隨行的調研組人員感嘆道。
垤瑪鄉的村民很少去縣城，趕集大多去附近的元江縣。從垤瑪鄉到紅河縣城有109公里，到元江縣城只有70公里，路況較好。
村民基本解決了溫飽
但土地貧瘠、產量低
這個鄉是典型的農業鄉，坡地比水田多，全鄉總耕地面積16810畝，人均耕地1.3畝，但大多比較貧瘠。種的糧食以蕎麥、玉米為主，有部分水稻，但產量非常低，水田畝產只有350公斤，玉米的畝產量只有160公斤。直到現在，人們的生活方式仍與祖祖輩輩一樣，沒有多少改變。隨著政府支持、農業科技入戶，現在村民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垤瑪鄉是紅河縣的西大門，與墨江縣龍壩鄉和元江縣毗鄰，轄區總面積197平方公里。由于鄉政府駐地是一個小壩子，故名為“垤瑪”(哈尼語稱壩子為垤阿)。
垤瑪鄉境內地形復雜，群峰起伏，溝壑縱橫交錯，海拔1146—2580米，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氣溫15.9℃，年平均降雨量1628毫米。全鄉轄6個村委會、73個自然村、82個村民小組、15201人，勞動力7423人，全鄉哈尼族占總人口的98%。
改革開放前，垤瑪鄉的經濟沒法用數字來形容。我們來看一組改革開放后的數據：1978年全鄉財政收入1.8萬元，農村經濟總收入10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80元，糧食總產量400萬公斤，農民人均有糧100公斤。
即使到了2010年，農村經濟總收入4586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同比1987年的114元增加到1891元，農民人均有糧同比1987年的150公斤增加到 284.5公斤。雖然水資源豐富，但水利設施差，全鄉186條水溝，只有一條水泥引水溝，其余的都是泥巴溝。人均耕地不算少，但產量低，形成“望水興嘆、望地興嘆”的局面。
全鄉一萬多人與自家牲畜同住
鄉政府的一份材料顯示，全鄉15201人中，有2773戶11092人與自己的豬、牛、雞住在同一間房子里。
19日，在垤瑪村中明村民小組，拴在客廳里的水牛看著主人朱好龍進來，抬頭看著主人叫了一聲。朱好龍摸了摸水牛，水牛乖乖睡了下來。
在樓梯轉彎處，朱好龍打開小門，一窩小豬從里面跑出來。朱好龍的房子大約有60平方米，一樓被隔成3個臥室，他的母親住一間，朱好龍夫婦住一間，小兒子夫婦住一間，還有3個小孫子與奶奶、朱好龍夫婦住在一起，客廳與廚房連在一起，客廳里還有火塘，另外就是牛、豬所住的地方了。
在塔普村，李黑者夫婦都外出打工去了，他的家只有不到20平方米的面積。他有4個孩子，最大的女兒李農農帶著妹妹與弟弟在家。大女兒帶著小妹妹住在一張小床上，床旁就是1頭母豬與10頭小豬睡的地方。弟弟與妹妹沒地方睡，只能與奶奶住在一起。
在村里采訪非常費力，40歲以上的人基本聽不懂漢語，也不會說。就連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是半文盲。鄉政府統計，全鄉文盲、半文盲占總人口的50%。
種地要倒貼
在外乞討，一個月至少也有1000余元
鄉黨委書記李文勇不怕說自己的家鄉很窮。一名村民算了筆賬，一畝山地平均能產160公斤玉米，按現在的市場價，最多不超過300元，從挖地、種玉米到收到家里，至少需要8天，勞動力每天40元，還要加上至少20元的肥料錢，種一畝山地要倒貼40元。種地倒貼，不少村民不愿種地。
種水稻也好不到哪里去，水稻畝產350公斤，可以賣700元。除去勞動力成本、化肥、農藥，一畝地最多能掙200元。村民算完這筆賬后笑著說，在這個地方當農民真的很苦。前幾年，在外面乞討，一個月至少也有1000余元收入。兩者比較，還是外出乞討最劃算。
“老公外出每年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農閑時外出擦皮鞋、因家庭貧困外出擦皮鞋”、“外出打工兩個月賺4000元，每月剩1000元”、“因疾病無法自付醫藥費所以乞討”……這是紅河縣扶貧工作人員的入戶問卷調查表中填寫的外出勞務原因。從中可以看出，這已不是單純以謀生為目的的乞討。
在采訪中，也有人表示因為建新房而外出乞討。雖然可以吃飽，但還有很多現實問題需要解決，比如多一點錢治病、每月多增加些收入。但在因科技、地形、特色產業發展緩慢等原因限制下，在家種地僅能維持溫飽。為能多增加一點收入，改善生活條件，很多人只能選擇外出打工。因為打工幾個月的收入，就相當于在家務農一年的收入。
垤瑪村委會中明村小組的朱哈生帶著愛人及3個孩子外出打工、乞討。為什么要讓孩子去乞討？他說，一家7口人共有2畝水田、10余畝旱地，但種下去的玉米有時連種子都收不回來。水稻一年一熟，兩畝水田收獲的稻谷難以滿足一家人的需求。因此在農閑時，他便外出打工。不論是做建筑工還是擦皮鞋，由于會說漢語，他每天能賺四五十元，每月能剩下1000元左右。他說：“在家干一年，基本上也剩不下多少錢。”
但外出打工同樣有很多制約因素。很多人文化素質不高，除了種田外不再具備其他勞動技能。由于語言不通難以交流，很多人外出，只能選擇到建筑工地或小餐館打工。在紅河縣以北地區，他們的生存同樣艱難。不會說漢語，又不具備太多的勞動技能，最終一部分人只能乞討。
村民人均年純收入
不及城里人一個月工資
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原本垤瑪鄉村民不會乞討，為解決溫飽的人嘗到行乞的甜頭后，村民踏上集體乞討路。有人將魯迅的名言改編后描述了垤瑪鄉村民集體外出乞討的情形。
沒人能說清垤瑪鄉村民集體外出乞討的具體時間。
現任鄉長唐斗們腦海中有著這樣一個畫面。從1980年前后，垤瑪鄉有了第一批外出乞討人員，不過那時純粹是為了溫飽問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乞討人員背著糧食從外地回來。
乞討行為在1990年前后達到高峰。那時的收容遣送站，有很多垤瑪鄉的外出行乞人員。最多時，整個寨子的人集體外出乞討，寨子都變成空寨。政府會經常接到昆明、玉溪、個舊等地收容遣送站的電話，鄉政府不得不用卡車一車又一車地將村民拉回來。現在也沒有數據記錄，究竟從全省各地拉了多少次。但不少村民回來后又踏上乞討路。
巔峰時，外出乞討人員近千人。本月18日，在鄉政府聽到這個數字，在場的紅河州委宣傳部、紅河縣民政局、扶貧辦等各部門組成的調研組工作人員，個個抬起頭看著匯報工作的鄉政府領導，嘴巴張得大大的，都感到非常驚訝。
隨后，政府采取很多措施，宣傳外出行乞的弊端，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勸說上。當地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后，1997年，外出乞討的村民逐漸減少，鄉政府還召開了“告別乞討，勤勞奔小康”大會。從此，垤瑪人多年的行乞行為由大膽公開轉變為相對隱蔽。
但乞討風氣并沒杜絕，仍有不少村民悄然組隊外出行乞。政府只要接到舉報或警方的電話，都很快將這些人接回村里，耐心做工作，但效果不是很好。
沒有一個好的規章制度，就沒有辦法管理這些組織未成年人外出乞討的行為。2010年1月，政府舉行了打擊非法組織乞討聽證會，最終形成嚴厲的處罰措施，對非法組織乞討人員，發現一次，按非法組織乞討人數的多少，人均罰款1000元。第二次發現的，人均罰款2000元，同時還取消家庭享受所有強、農惠農政策。對同意或縱容子女參與非法組織乞討活動的農戶，罰款1000—3000元，第二次發現的，罰款2000—6000元。學生參與非法乞討活動的，取消享受“兩免一補”政策，不準參加各項評優活動。所有的機動車司機不得違反規定載未成年人等群體外出。對違反規定的，組織和利用他人乞討的，移交公安機關依照法律程序處理。
這些規章制度出來后，取證是一大難題，因為無法確定誰是組織者，也沒有處罰一例行乞的組織者。
這本是一個嚴厲的措施，但并沒能徹底阻止許多人外出乞討的“淘金”夢。深層原因是什么，或許數據最有說服力。
紅河縣總人口大約29萬人，貧困人口有13.4萬人；垤瑪鄉總人口15201人，貧困人口12926人，這其中包括絕對貧困人口4586人，絕對貧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在570元左右。
紅河縣有弱勢群體(殘疾人)18482人，其中垤瑪鄉982人。
紅河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115元，其中垤瑪鄉1891元。
全縣農民人均有糧300公斤，其中垤瑪鄉284公斤。
18日，以最快速度讀完紅河縣委、垤瑪鄉提供的數字，心里為之一震，一個縣有近半的人是貧困人口，垤瑪鄉的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85%，垤瑪鄉一名村民全年的純收入不及城里人一個月的工資。 (都市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