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上百個養老機構的電話，最后才找到一家讓她滿意的。找個養老的地方，為啥這么難？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張輝金建輝
實習生王鳳玲
“我們這其實就是違章建筑。”在北京市城內一家敬老院附近，院長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無奈地說。
在其手指方向，一個狹長的敬老院，坐落在前后兩座居民樓之間。此前，敬老院所在地為公共綠地。這位院長說，2006年，為了給周邊老人提供養老服務，街道著手在此興建敬老院；“剛建的時候，我們白天建，晚上就有居民拆。就這樣邊建邊拆，直到派出所出面，敬老院才最終建成。”
望著遠處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這位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的院長很不理解，孝敬老人本是中國的傳統美德，但是想建個敬老院卻會沒有地。
而就在不久前的3月15日，北京土地拍賣再創天價，一日之內誕生三個地王。
在養老問題上，同樣讓人費解的事還有很多。今春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張黎在發言中說，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已達1.67億，2020年，更將達到2.48億。2009年，全國政協人口資源委員會在對江蘇、山東、遼寧、甘肅等省調研時發現，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矛盾已“十分突出”。
本刊記者注意到，張黎在發言中共五次用到“十分突出”。其中包括，老齡人口快速增長與養老保障負擔能力的矛盾十分突出；勞動人口逐步減少與贍養人口快速增長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口流動加快與空巢老人照料的矛盾十分突出；老年人多種需求與老年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的矛盾十分突出；老齡人口服務管理與現行體制的矛盾十分突出。
《瞭望》新聞周刊日前在調研中發現，當前，“一床難求”和養老公寓空置率較高現象，在一些城市同時存在。一方面，市內的公辦公營養老機構“一床難求”，排隊等床現象廣泛存在；另一方面，一些相對高端的養老公寓卻入住率偏低，經營狀況欠佳。
一位民營敬老院負責人通過本刊呼吁，相關部門應加大對養老服務行業的政策扶持，“沒有政策扶持我們全完蛋。”
租間平房等床位
2009年年底，剛從頤壽軒敬老院菜市口分院回家不久的王老太太，再次打電話頤壽軒。她說，想再回養老院住。讓她沒想到的是，曾經悉心照料她兩年之久的頤壽軒，卻告訴她，暫時不能入住。
敬老院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2007年6月，70多歲的王老太太入住頤壽軒。老人來了以后，敬老院安排護理人員悉心照料。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根據頤壽軒的規定，在為老人洗澡時，由10個工作人員共同完成，其中，6人幫老人脫衣服，4人為老人洗澡。
2009年3月，王老太太家里買了房子，家屬把她接了回去。但是，在家住幾個月以后，王老太太還是想念敬老院的生活。用她的話說，“我想‘回家’。”于是，就出現了再次給頤壽軒打電話那一幕。
敬老院里已經沒有了床位。無奈之下，王老太太的家屬就帶其到別的敬老院看看。然而，要么是同樣住滿，要么是不滿意那里的環境。最后，王老太太下定決心，不再找敬老院了，認定了頤壽軒。于是，她在頤壽軒旁邊租了間平房，盼望著一有床位空出來，自己好住進去。
“排隊等床，就是熟人來了也幫不了忙！”敬老院另一位負責人說。
據了解，敬老院“一床難求”的現象并非孤例。西城區月壇街道辦事處工委書記李紅兵告訴記者，月壇敬老院共有50個床位，排隊等候床位的也有50多人。
《北京市200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齡事業發展狀況報告》顯示，2008年底，有北京戶口的60歲以上老人共有218萬，但是，床位卻只有39994張。而根據民政部相關數據，按照國際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養老床位50張測算，全國老年人約需養老床位800萬張，而目前僅有250萬張。
北京市社會福利行業協會副會長、北京匯晨老年公寓理事長馬劍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當前，養老服務機構主要有公辦公營、民辦民營和公辦民營三種形式。在此之中，公辦公營的入住率最高，“一床難求”現象非常普遍。其原因在于，公辦公營的養老機構往往具有天然優勢。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往往在市中心且靠近居住區，醫療、交通等配套設施有優勢。
記者注意到，從頤壽軒菜市口分院出發，不足十分鐘即可步行至健宮醫院。而且，周邊環境較好，陶然亭公園、法源寺均適合老年人散步。
另外，公辦公營養老機構往往收費較低。馬劍說，公辦公營養老機構的最大優勢在于，場地由政府提供興建，作為養老機構投入的最大一部分已不成問題。一般來說，一個老年人，每月收費在千元左右，如果需要護理的老人，價格稍高一點。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養老服務從業人員表示，由于公辦公營優勢突出，且排隊的人較多，因此，在個別地方，一些掌握著特殊資源或者有錢的，更容易成為公辦公營養老機構的住戶。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公辦公營養老機構經營狀況好。在宣武區一家公辦公營養老機構里，負責人告訴記者，其目前收支基本持平。目前，該敬老院共入住90位老人，每位老人每月付敬老院1360元。但是，在采暖季節，一天就需燒一桶多柴油，僅此一項，一天就需1500多元。而且，員工成本也在上升，加上各項保險，每位護理員每月工資大約為2000元。
這位負責人向本刊記者透露，公辦公營養老機構的負責人月工資，總體上為三四千元。他略顯愧疚地說，如果有錢，他很想改善敬老院的設施，比如在屋里鋪上地毯，把櫥窗改善一下。
不僅如此，“公辦公營”也給政府帶來較大壓力。馬劍表示，由于是“公辦”，往往需要一定的編制名額；由于是“公營”，政府還要參與到后期的維護和運營中去，如此造成政府投入過重。
打了100多次電話以后
3月24日，本刊記者來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區北七家鎮的匯晨老年公寓。看到有人來訪，年逾八旬的孫蘭笑容滿面，向記者一一展示自己收藏的洋娃娃。她抱起電視機旁的一個洋娃娃說，這個會說話。在孫蘭的擺弄下，洋娃娃歡迎著客人，并自我介紹說，“我的名字叫安妮。”
孫蘭老人先后在外交部和文化部工作。因英文、法文俱佳，她曾經擔任周恩來的翻譯。2009年4月，孫蘭老人想找個養老公寓安度晚年。為此，在朋友的幫助下，她在網上搜索到了北京市共300多個養老機構的聯系方式。
由于孫蘭曾到多個國家訪問，她對養老機構的要求較嚴格。其一，要能為不能理自理的老人提供服務；其二，環境必須好。然而，她在向養老機構咨詢時卻發現，很少有養老機構愿意接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而且，這些養老機構在接納老人時，往往協議聲明，如果老人病危，其親屬必須將其接走。孫蘭身體很好，但是擔心隨著年齡的增長，健康狀況下降，因此，這類養老機構孫蘭均不愿入住。
而在為數不多的愿意為不能自理老人提供服務的養老機構中，孫蘭一去看才發現，大多環境較差，往往沒有獨立的衛生間和浴室，且好幾個人住一間房子。
就這樣，孫蘭打了100多個電話。最終，她選擇了匯晨老年公寓。她住的是個單間，有獨立廚房和衛生間，每月需付4350元。
記者注意到，匯晨老年公寓戶型多樣，且戶戶朝陽，社區里還有溫泉和諸多適合老年人的設施。公寓負責人介紹，一期工程占地114畝，共有712張床位，2007年10月31日投入使用。
采訪中，記者發現，該公寓入住的老人退休前往往是高收入階層，或者有一定的地位，其中不乏副部級待遇離退休干部。馬劍表示，二期工程建成以后，將會更加適合普通工薪階層。
馬劍表示，匯晨老年公寓采取的是公辦民營的形式。2007年，公寓建成以后，北京市民政局公開招標。其時，共有4家企業競標，匯晨因長期關注老年服務行業，且實力較雄厚，最終中標。
不過，馬劍透露，當前，老年公寓大多虧損。據他了解，2009年，北京郊區一家老年公寓虧損達500萬元以上。他向本刊分析，其一，公辦民營養老機構的入住率不高。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往往在郊縣，交通、醫療配套不足。據他了解，上述老年公寓的入住率僅為60%以上。“這已經是比較高的，有些養老公寓的入住率甚至僅為30%左右。”
其二，電費支出較大。馬劍表示，根據有關部門此前規定，養老院的電費應該按居民用電價格收取，每度電4毛多錢。但是，目前為止，仍然每度電收取8毛多錢。由此給企業運營造成極大的經營壓力。以京城郊縣某老年公寓為例，由于該公寓采暖均使用地源熱泵，耗電量過大，一個月僅電費支出就30多萬元，一年就是300多萬元。
其三，“成本比較高，收費又上不來。”在匯晨老年公寓，一個不需護理的老人，住一個床位需要2150元，含服務費、采暖費、上網費。最初，匯晨老年公寓采用過會員制，通過這種方式，會員的入住費用酌情減免，企業用這些錢投資。后來擔心投資風險，遂作罷。不過，據記者了解，現在一些養老公寓仍在收會員費，少則二三十萬，多的甚至高達百萬元。
馬劍說，老年公寓運行成本比較高，除了能源成本以外，人員工資占很大比重。以匯晨老年公寓為例，僅員工工資一項，一年就需支付500多萬元。另一方面，由于入住率低，增加收費的難度亦相當大。
“民辦民營”的場地困境
本刊記者在走訪中發現，養老機構場地困難問題已相當嚴重。其中，最困難的當屬民辦民營養老機構。
這類民辦民營養老機構規模往往較小，有的只有幾十張床位，多的也只有幾百張。而且，敬老院內設施往往比較陳舊。一些比較小的敬老院，老人娛樂設施相對匱乏。
馬劍說，這種現象主要緣于場地問題。他表示，和“公辦”不同的是，“民辦”的最大門檻在于土地和房屋限制。
“養老院建設不同于地產項目，其采取的是一種類似租賃的經營模式，養老院建成以后不能當房子賣。”馬劍表示，受此制約，民辦民營養老機構主要通過租房屋建立養老院。然而，根據我國相關規定，租賃合同最長只有20年，因此養老機構大多不愿更新設施。記者了解到，昌平有家民辦民營養老機構，已經租了11年的房子，雖然租賃合同還有9年才能到期，但養老機構仍然不愿更新設備。用該養老機構負責人的話說，不知道到時還能否繼續做養老事業。
馬劍告訴記者，和“公辦”相比，“民辦”享受著更多的政府補貼。一般來說，“公辦”只有床位補貼，一個床位每月補助100至150元；“民辦”享受床位補貼的同時，還享有一定的建筑補貼優惠，一個床位一次性補助8000至16000元。
但是，這并不代表“民辦”就此無憂。與之相反，占機構養老大多數的“民辦”，其經營的壓力最大。馬劍分析，由于前期建設敬老院的投入較大，因此，在后期經營過程中，“民辦”的資金壓力更大。
與此同時，政策落實的緩慢，也對養老機構形成制約，在某種程度上尤其加重了“民辦”的經營壓力。比如，補貼到位滯后。據記者采訪了解，不少養老機構近期剛領到2008年的政策補貼款。
馬劍坦言，當前，養老事業在中國剛剛起步，也具有長遠的經濟效益，但是，正因為前期投入太高和相關政策匱乏，很多資金不敢進入養老事業。
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3月22日，北京市首家老年日托所——石景山區蘋果園街道老年日托所宣布停辦。在此之前，該老年日托所后院休息房門上懸掛的“晚菊傲霜”標牌早已摘下。
這家老年日托所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資金壓力是其停辦的主要原因。
據了解，蘋果園街道老年日托所成立于2007年2月，入托老人每天只需交5元錢即可享受午餐和一定的休閑娛樂設施。蘋果園街道辦社區服務中心副主任張為民表示，日托所由社區服務中心開辦，是一種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他還透露，自開辦以來，日托所一直在賠錢，目前已經無力運營。
3月25日，當本刊記者就首家老托所“關張”問題聯系張為民時，他旋即掛掉了電話。隨后，記者再次撥通他的電話，接電話人員稱，張為民不在辦公室。
首家老年日托所的關張，引起了輿論較大關注。分析人士認為，2007年，蘋果園街道老年日托剛創辦時，由于是一種較新的模式，曾有不少社區效仿。因此，該日托所的此番關張，無疑讓“后來者”多了一份憂慮。
“離開政府的支持，敬老院無法發展！”采訪中，頤壽軒相關負責人向本刊記者直言。
他說，養老機構的客戶均為老人，對老人最重要的是安全。他表示，老人磕到碰到很容易受傷，由此造成的糾紛較多。他認為，在此方面，保險方面應該有所作為。對不少保險公司來說，70歲以上老人是不納入意外傷害保險范圍的，而入住敬老院的卻大多在此年齡段。“既然企業可以為養老做公益事業，保險行業為什么不能為老人多想一點呢？其實，只要有個意外傷害險就夠了！”
曾在多個國家訪問的孫蘭向本刊記者介紹，和中國的大型養老機構相比，歐洲的養老機構要小得多。以布魯塞爾為例，比較常見的是兩層樓，樓上、樓下分別住三個人。但是，志愿者的服務非常好。志愿者在為老人服務時，會獲得一定的積分，將來也靠積分獲得等值服務，“類似于獻血。”孫蘭認為，這種模式應該在中國推廣。
馬劍認為，當前，應該尤其加大對養老護理人員的培養。根據民政部相關數據，按照老年人口與護理人員配備比例3:1測算，全國有2830萬老年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因此，養老護理人員約需要1000萬人，而目前全國養老機構職工僅22萬人，其中取得職業資格的僅有2萬多人。不僅如此，護理人員的周轉率非常高，很多老年公寓的人員周轉率高達100%，據馬劍介紹，個別老年公寓甚至高達140%，他認為，政府部門應該有相關的行業職業規劃，一些專業學校應在此方面加強人才培養。
現居匯晨老年公寓的陸碧茹老人通過本刊建言，醫療方面應該對老年人更加寬松。在匯晨老年公寓建成以前，陸碧茹和其愛人曾在天津養老。但是，在當地治病，卻涉及一個醫療費無法報銷的問題。她認為，在此方面如果國家多松個口子，很多在京老人到其他城市養老將更加方便。
“養老的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局部的問題，它是一個系統問題。”李紅兵說，近年來，民政部門在老年服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總的來說，盯了局部沒看系統；盯了硬件沒抓軟件；布了局，也放了零件，但是這些零件沒有互相咬合發揮作用。”
他認為，要把養老事業統籌考慮，準確劃分完全不能自理老人、半自理能力老人和能自理老人。其中，政府首先應該解決的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的需求，因為這不僅僅是老人個人的問題，也是家庭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
對于半自理老人，可采用居家養老模式，政府則應通過資源的重新整合和資源的有效配置，完成政府組織公共服務的真正的任務，解決這類老人的衛生健康醫療問題。
對于更大一部分能自理的老人，李紅兵認為，政府要管的是組織，讓老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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