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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生活調查：城鄉兩端都處于邊緣狀態
關鍵詞： 中央一號文件 城鄉二元結構 農民工 80后 90后 農民 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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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是在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的提法,用來形容“80后”、“90后”進城務工的人員。隨著第一代農民工年齡的增長,他們開始逐漸登上城市這個舞臺。
對大多數第一代農民工而言,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他們來自農村,歸宿也在農村。而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他們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里。他們生活在城市,心理預期高于父輩、耐受能力卻低于父輩,對農業生產活動不熟悉,在傳統鄉土社會中處于邊緣位置；同時,受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與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約,在城市中難以獲取穩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難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位于城市的底層,因此,在城鄉兩端都處于某種邊緣化狀態。
同時,處在社會轉型的新階段,物質生活的逐漸豐富使他們的需要層次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他們更多地把進城務工看做謀求發展的途徑,不僅注重工資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權利的實現。
梁忠良的辦公場所,有點憋屈地附著在一座高大廠房的墻根底下,對面是同樣高大的供暖中心鍋爐房和聳立的大煙囪。一排矮小而狹長的鐵皮房子就夾在兩座廠房的縫隙間。門前散亂地停著幾輛大大小小的電動三輪車。
5月11日上午,10點剛過,天上斷斷續續飄起雨絲,北京城北邊這片小空地的光線愈加暗淡。
皮膚黝黑的梁忠良接到記者電話,穿著深藍色工作服,別著腰包,從鐵皮房子里鉆出來,像一個剛從井下上來的礦工——只有額頭的反光和牙齒是白的。
這與他的職業有關。自2003年來到北京,梁忠良已經在快遞行業干了10年。從一個公司到另一個公司,從倉管員到派件員,從“跑腿的”到如今“底下有6個兄弟”的小頭目。
北京是一個龐然大物。10年里,梁忠良一直這么覺得。他感覺到自己一直在朝它靠近,但卻從未想過,要在這里留下來。
更確切地說,是“從未敢想”。
在這座特大城市每一個細碎的縫隙和角落里,布滿了像梁忠良這樣的新生代底層農民工。“80后”、“90后”的年齡和相比父輩所接受過的更多的教育,本應讓他們帶著理想心高氣傲；與土地和農事的疏離,也本應早讓他們厭倦了自己身上“農民”的標簽,但當面對這個車水馬龍、流光溢彩的龐然大物時,他們卻變得卑微如塵埃。
留在北京?
“是的,那是一個夢,但只是一個夢。”
棄學進京
因為家里窮,梁忠良的學,只上到了初二。那年他15歲。比他大4歲的哥哥則早已棄學多年。
“不想看父親和哥哥那么辛苦。”梁忠良告訴記者,他當時的成績并不差,只是想早些出來分擔家庭負擔。
在家里打了一年多零工后,2003年夏天,梁忠良跟著哥哥南下北京。
從內蒙古東部城市烏蘭浩特到北京,只有K1190一趟列車,晚上8點發車,第二天下午3點到達。梁忠良兄弟倆坐了19個小時硬座,正式開始了在北京的“南漂”生涯。
盡管只有17歲,但在一個親戚的幫助下,梁忠良順利進入了北郊一家大型快遞公司,在倉庫里搬卸貨物。
“童工?那時候哪有人在意這些。”梁忠良說,只是瘦小的身板還在提醒著自己年齡的問題。“貨很沉,常常搬不動。”而這個問題,除了他自己,沒有人會在意。
他干得比任何一個同事都賣力。“有時候一干就是18個小時,冬天外面很冷,我們卻熱火朝天,歇下來的時候,衣服里面的汗全結冰了,我也沒覺得冷。”梁忠良回憶,第一個月的努力,他拿到的工資是1120元。
梁忠良這一干就是7年。7年里,他沒有逛過北京的任何景點,也沒有正經回家過過一次年。“過年加班工資多一些,火車也擠,所以一般都是人家過完年以后,我再回家一趟。”
在這期間,梁忠良因工作表現好,被升任為一個分站的主管,工資從最初的1000多元,漲到了2800元。
一夜失業
2009年,梁忠良此時已是所在快遞公司駐北京西站的貨物主管。而這也是他與這家公司分道揚鑣之地。
這一年的一天,有客戶從重慶發來6包手機,每包中有7箱。梁忠良負責在北京西站提貨。然而最終送到公司后,負責人卻稱,對方發來的是7包,現在少了1包,要求梁忠良負責。
盡管最終決定對梁忠良的處罰僅是100元的罰款,但這卻激起了他的去意。“不是錢的問題,關鍵是我沒錯,為什么要受處罰?”他覺得沒意思,向領導提出辭職,于2010年3月正式離開公司。
休息了兩個月,梁忠良進入另一家快遞公司。最初的工作還是在庫房搬卸貨物,3個月后他成為班長；7個月后他憑借此前7年的庫房操作經驗,成為這家快遞公司的庫房主管；又3個月后他被派往一個直營廳當經理。
“名頭都挺響,實際上就那樣。我當經理的時候,那里就我們倆人,都是干活的。最多的時候工資也就4000多塊錢。”梁忠良憨笑著解釋。
僅1個半月后,因為公司人事變動,他又被調回公司網絡部擔任片區經理；又1個月后,他回到庫房當副經理。
時間已經走到了2012年春節。梁忠良依舊選擇留在公司里值班,他要調出一個較長的假期來,因為過完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辦——和在安徽的女友去訂婚。
梁忠良離開了8天。他回到北京的時候,是今年3月的一個凌晨。而這個凌晨再一次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領導深夜打電話,說出事了,讓我把庫房里的東西搬到另一個地方。”梁忠良沒弄明白,直到到了公司以后,他才被同事告知:公司倒閉了。
一晚上,梁忠良所在的公司人去樓空。他這個“副經理”也凈身出戶,原先欠著的兩個月工資,只拿到一半。
落空的夢
雨停了,梁忠良和記者坐在門前的水泥墩子上,點燃了一支煙。他指了指眼前的這個小鐵皮房:“現在這個公司是個國企底下的,應該會更有保障一些。”
他接了女朋友打來的電話,吵了一架。他的女友在順義區的一家工廠里打工,房子也租在那兒。原本約好今天要回去一趟,但因為領導要來檢查而臨時取消。
從北四環的這個辦公點,到順義區的住處,只要一個多小時車程。但是由于梁忠良每天早上6點就要負責接貨,每個星期只能回去一次。
他不喜歡抱怨工作。對于倒閉了的前東家他沒有怨言,對現在這份每月能拿到4000多塊錢的工作更是頗為滿意。
對于記者提出的關于勞動合同、社會保險等,梁忠良說他之前所遇到的大部分公司都沒有,而他和他的同事也不在乎。“我們這一層級的人,就是賣力干活,很多都是臨時工,干多少拿多少,沒人管這些,也沒有哪個單位會管我們這些。”
然而談及對所在城市生活的滿意程度,梁忠良卻一口定調:“很不滿意。”他吸了一口煙,細數起來:“交通設施好,但是卻老堵車；生活水平高,但我們的工資低；房地產發達,但是房子貴。”
“沒有安全感。”他又總結了一句。
“想過回老家去嗎?”記者問。
“年輕人在那沒發展,回去沒啥意思。”他漫不經心地回答。
“那想過留在北京嗎?”記者又問。
“沒想過。”他笑了笑,改口說,“不敢想。”
這是幾天里,記者接觸的10余名新生代農民工幾乎一致的回答。一個90后的男孩,在一家汽車修理廠工作,每個月拿著1000元不到的工資,他告訴記者,留在北京曾經是他的夢想,但待了一陣以后,他明白“這只是一個夢”。
記者站起身準備離開。一個男子站在大廠房的墻根下解手,梁忠良和他嘻罵了幾句粗話,也湊過去,一邊解手,一邊回頭和記者道別。
他們就這樣,在這個文明的大城市里,野蠻而卑微地生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