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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4月19日09:31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1911年的中國，羸弱，孤獨。那一年的2月，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華園里，“清華學堂”的牌匾被悄悄掛起。當47名留著長辮子的中國少年走進學堂，他們肯定想不到，自己將作為歷史的開創者，被載入史冊。

100年不算遙遠，但足夠震撼。

一個世紀以來，清華大學幾經沉浮，數易其轍；興辦于國恥賠款，如今以財富傲人。回顧和梳理清華大學與財富有關的人和事，我們發現，這艘中國高教航母，在培養科學家與社會精英的同時，也在構筑著自己的財富王國。

1901年9月7日，中國政府全權代表奕劻、李鴻章與英、俄、美、德、日、法、奧、意、西、荷、比11國代表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奕劻（右坐一）、李鴻章（右坐二）與11國駐華公使簽約。條約規定中國賠款4.5億兩白銀，交出稅務、使館區管理權，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組織。

“學堂”清華

覽中國名校，大多數跨越了滿清、民國、新中國三個時代：1895年，王文韶在天津創辦的“中西學堂”，是現在天津大學的前身；1896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辦的“南洋公學”，是現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創辦的“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的前身；1902年，張之洞在南京創辦的“三江師范學堂”，是南京大學的前身。

清華學堂創辦于1911年，從“年齡”上講，屬于上述學校的“小弟”，但這位“小弟”剛一出世，便引來“大哥們”的羨慕和嫉妒。之所以被人艷羨，是因為這位小弟的“不差錢”。

1901年9月7日，因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清朝政府與英、美、俄、德、日、法、意、西、奧、荷、比共11個外國政府簽訂了屈辱的《辛丑條約》。條約規定：清政府賠款白銀4.5億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本息共計9.8億兩。義和團運動發生在1900年（庚子年），故此款被稱作“庚子賠款”。

美國是《辛丑條約》的簽約方之一，1901年，各國代表在天津商議“庚子賠款”時，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令駐華公使康格及《辛丑條約》全權代表羅克希爾于會議中提出兩點主張：為免中國財政不勝負荷，全部賠款不得超過15000萬美元；美國應分得全部賠款的1/6即2500萬美元。

“庚子賠款”的談判結果是：中國賠款總數為30000.3萬美元（合銀45000萬兩），美國分到2444萬美元（合銀3200萬兩），占全部賠款的7.4%。

后來，美國政府自認為賠款“原屬過多”，主動打算退回一部分庚款。但美國人又不愿意支付現銀，他們想出一個一舉兩得之策：用應退賠款來培養留美中國學生。

有分析認為，之所以說美國此舉是一舉兩得：一是可“弘揚”西方文化；二是甲午戰后中國留日學生大增，美國要和日本等國競爭在中國的影響力。美國人認為，要想征服一個國家，單靠武力是不行的。

當然，此論斷無從考證。但不管怎樣，美國退還“庚款”，導致了清華的誕生，也開創了中國人去西方留學的先河。

清政府利用美國“退還”的部分賠款，在北京設立游美學務處負責選派游美學生和籌建游美肄業館。1909—1911年，游美學務處選送三批共180名學生赴美留學，其中包括后來成為清華校長的梅貽琦與金榜正，著名的化學家張子高、生物學家秉志、胡適、張彭春、趙元任等。

1911年2月，游美學務處和籌建中的游美肄業館遷入北京西北郊的清華園，將肄業館定名為“清華學堂”。是年4月29日，清華學堂開學，從此拉開了清華歷史的序幕。

誕生在中華民族深重的內外憂患中的清華學堂，也注定伴隨著中華民族的興衰榮辱而起落發展。后來，清華大學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個星期日定為校慶日，一直到今天。

1903年至1908年間，梁誠以三品卿銜資格，擔任晚清駐美利堅合眾國公使，并代表清政府出訪美洲多個國家。他曾為中國爭回部分“庚子賠款”多出部分用于教育；并把多余款項用于教育，根據清華大學校史館的記載，梁誠還在清華大學的建立中起了很大作用。

“國立清華”

作為一所“留美預備學校”，盡管校中“一切均仿照美國學堂”，但清華稱不上是一座完整的大學。“五四運動”后，在民主、科學、愛國、進步等新思潮的推動下，清華師生掀起了“教育獨立”、“學術自由”、“改良清華”的紛爭，歷數“清華一切均仿照美國學堂”的危害，陳述改辦大學的必要與可能。

1925年5月，清華學校大學部正式成立，“清華大學”終于問世。1928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接管清華，清華正式定名為“國立清華大學”。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隨著北平淪陷，清華大學被迫南遷長沙，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組長沙臨時大學。這一年的年底，南京淪陷，長沙告急，長沙臨時大學又被迫遷往昆明，并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開始艱苦卓絕的聯大八年。

這是日子最苦的8年。國難當頭，南京政府沒有多余的資金，更沒有精力眷顧教育。西南聯大很清楚他們的處境，三所大學把各自的家底斂在一起，把各項預算降到最低，以其能用有限的資金，熬過戰事。

2011年3月17日，廣東珠海。在清華學校首任校長唐國安紀念館落成儀式上，《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見到了已86歲高齡、至今仍活躍在教育戰線上的清華學子張子云老先生。

1937年，作為清華大學的學生，張子云見證了西南聯大艱苦卓絕的南遷之旅。“我們轉移到云南時，條件非常艱苦，聞一多和華羅庚，兩個人拖兒帶女地就住在一間屋子里，屋子只有一間，兩家人在房子中間拉個被單，就算各自有了自己的家了。”提起那時歲月，張老先生唏噓不已，他回憶說，當時有一位老師，每天騎馬來學校上課，幾十里的山路，他從未遲到過，“清晨，每當操場的課鐘響起，你總是會看到他（老師）的身影，他靠在樹干上叫同學們起床，身邊拴著他的白馬。”

這位騎馬上課的教授，就是我國近代力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物理學家，后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周培源先生。

據張子云回憶，西南聯大時期，條件非常艱苦。“學生的伙食很差，大家都吃不飽，很多教材都是老師自己編寫，然后拿去油印的。我們的演算紙和練習冊，都是正面反面寫滿字的。老師們沒有工資，只有不定期的、少得可憐的生活費。”

據史料，那個時期，聞一多每天在豆油燈光下工作至深夜，拿著四易其稿的《天問疏正》給學生逐句講解。朱自清開的《文辭研究》雖然只有一個人選課，也按時上堂講課，從不缺席。地質氣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做氣象臺……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就是在那種惡劣的條件下，西南聯大卻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華羅庚的堆壘素數的研究，陳省身在微分幾何中高斯－波內公式的研究和拓撲學方面的研究，周培源關于廣義相對論與湍流論的研究，吳大猷等人關于原子、分子結構與光譜的研究，王竹溪等人關于熱力學與統計物理研究，張文裕等人的核物理研究，吳有訓關于X射線研究，余瑞璜等人關于晶體結構研究，任之恭與孟昭英等人關于電子學研究，湯佩松等人生物物理研究，在國內外都產生一定影響。

那個時期，很多聯大學生后來成為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科學、技術、國防等領域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寧；6位“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王希季、鄧稼先、朱光亞；82位中科院院士、13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社會科學家、政治家和眾多科技工作者。還有不少聯大學生投筆從戎，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為民族解放而戰，甚至獻出生命。

張子云老先生目前是澳門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的教授，他告訴記者，他現在教書不要工資，屬于義務勞動，“只要我身體還行，我就會一直教下去，課堂就是我的生命。”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作者：崔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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