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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可金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2016年11月9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戰勝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贏得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成為美國第58屆總統。與此前媒體、民調、專家和輿論一邊倒地預測希拉里當選相反，最終的結果卻是為大眾所支持的特朗普上臺。美國精英界被這一結果搞得暈頭轉向，接下來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特朗普變局”。美國到底怎么了？它將會向什么方向發展？對世界特別是對中國將意味著怎么？所有這一切問題紛至沓來，都需要人們迅速做出回答。
民調的失靈
民意如流水，民調如探針。自從民調機構在20世紀被發明之后，民調就在美國政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們不僅在美國大選中引導輿論，甚至在公共政策討論和商業中呼風喚雨。然而，在此次美國大選問題上，無論是獨立民調機構，還是媒體開展的民調結果，都讓全世界大跌眼鏡。和民調機構在英國脫歐問題上的預測一樣，民調在特朗普當選問題上更是一起啞火，直到美國選民走出投票站之后的11月8日，民調還眾口一詞地認為希拉里將當選。然而，美國選民用選票教訓了自以為是的民調機構，讓人們再次看清了民調結果的失靈。
盡管有學者已經開始分析傳統民調方法的落伍，但民調過于偏重大城市的做法的確不能反映美國政治的全部。由于大多數民調機構都坐落在美國兩洋的大城市，其對東海岸和西海岸選民的投票傾向預測還是準確的，那里都是希拉里的大票倉。然而，對于那些中西部地區和南部地區，很多選民不僅厭惡被采訪，甚至連民調機構接觸就很難接觸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傳統上參與投票的都是一些社會的中上層，民調機構很容易在城市里找到他們，即便生活在郊區，也能夠通過電話銀行、直郵、電子郵件等找到他們。此次美國大選的關鍵是，越來越多的社會中下層開始涌入投票站，他們有的沒有電話，沒有網絡，居無定所，民調機構很難找到他們，使得他們的已經無法反映到民調結果之中，導致“民調的多數”可能淪為“社會的少數”，以往被民調結果忽視的“沉默的大多數”卻成為投票站的主力，這樣的結果豈是民調所能主導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調的失靈不是民調方法的失敗，而是美國民調制度的失敗，只要此種民調制度不改變，民調結果的“黑天鵝現象”會一個個地聚焦了“黑天鵝湖”！
媒體的失偏
美國媒體歷來自詡為“無冕之王”，一直以標榜自己客觀、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新聞職業精神。然而，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美國主流媒體幾乎一邊倒地支持希拉里，據美國加州大學等所做的統計，美國日發行量100強報紙截至10月10日公開支持希拉里的有30家，支持特朗普的為零。一些媒體甚至公開站開出為希拉里站臺，《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CNN等都公開發表聲明，反對特朗普，貶特朗普，這是美國選舉史上從未有過的。
為什么美國主流媒體這么恨特朗普？大選結束之后，一些媒體還反思是不是媒體過于報道特朗普的奇談怪論為其聚攏了人氣？這種反思顯然是很可笑的，因為如果媒體認為特朗普的言論不重要，認為特朗普根本不可能當選，有必要那么賣力地報道嗎？有必要公開站出來反對特朗普嗎？美國主流媒體之所以報道特朗普，是因為美國民眾愿意聽到這些消息，媒體是應為迎合大眾的口味而報道特朗普，絕不是因為特朗普的言論離譜。也許美國媒體不愿意承認，其實在它們內心深處已經感受到特朗普的強大力量，來自美國民眾的反應使得主流媒體已經感受到特朗普可能會獲得選民的支持，站出來挺希拉里而貶特朗普，是美國主流媒體想要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美國主流媒體希望通過自己的“拉偏架”能夠阻擋特朗普的勢頭。
面對來自媒體的打壓，特朗普作為當事人肯定早就感受到了。面對美國主流媒體毫不掩飾的“下黑手”，特朗普只能利用推特等新媒體反擊，他幾乎每時每刻都在發推文，批評希拉里與FBI串通，指責美國媒體的報道包庇她，批判美國大選被媒體操控了！然而，美國選民也不傻，當美國主流媒體毫不掩飾地群毆特朗普時，美國選民立即感覺到特朗普被媒體欺負了，反而更加堅定地支持特朗普，美國主流媒體真的是為希拉里幫了倒忙，圍攻特朗普反而激發了選民對特朗普的同情，對希拉里的厭惡。
事后，《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沙利文形容美國新聞媒體在此次選舉中“一敗涂地”。這種反思是不夠的，美國媒體原本在處理公共事務上采取客觀、中立和不偏不倚的姿態，此次選舉中美國媒體的表現本質就是“媒體濫用權力”，是一種媒體制度的腐敗。美國媒體總是夸夸其談其職業精神，事實上卻是濫用權力，過去還是在國際事務上這么做，現在居然在國內事務上也這么做！在國際上由于美國超強的霸權令其他國家敢怒不敢言，在國內就不會這樣了，美國選民會用選票教訓主流媒體，讓主流媒體在大選結果上蒙羞。如果美國在法律和制度上不對媒體濫權行為有所約束，這種教訓還會發生。
精英的失落
相比民調的失靈和媒體的失偏，美國精英的失落才是問題的核心，因為民調和媒體都不過是美國精英的喉舌，所有這些機構背后的后臺老板就是那些活躍在美國政治經濟文化舞臺上的權貴精英。在2016年的大選中，無論是民主黨高層，還是共和黨高層，都公開排斥特朗普。在華盛頓的智庫圈子里，也沒有人看好特朗普，甚至很多很有名氣的智庫專家，在談到特朗普的時候就搖頭。作為一個毫無政治經驗的商業大亨，特朗普可以算得上是華盛頓政策圈中的“圈外人”，他在公共政策上幾乎毫無經驗，對華盛頓的“紙牌屋”游戲不明就里，這成為他最大的缺陷。為了克服這一缺陷，特朗普也曾對理查德 哈斯等華盛頓政策專家伸出橄欖枝，但主流智庫和政策專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令特朗普也不得不一聲嘆息。
其實，華盛頓的聯邦公共政策已經淪為“少數人的游戲”。在20世紀中葉，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托馬斯 戴伊就批評道，美國的公共政策是由五千大亨所主導。2014年4月，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馬丁 季倫思(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本杰明 佩奇(Benjamin I. Page)發表了一篇論文，考察了美國30年間的1779項政策，就富人、利益團體、普通民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程度進行了評估。結果發現，在收入分布中占90％的富人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最大，利益集團也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普通民眾對決策的影響力微乎其微。2016年的大選結果，就是美國普通民眾對這一格局的抗爭。在普通民眾看來，華盛頓和紐約發出的漂亮經濟數據絲毫無法惠及他們，民主黨所主導的白宮稱美國經濟已經好轉，但在美國民眾看來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他們切身的生活感受讓他們內心的怒火積聚起來，匯集成洶涌澎湃的投票大軍，這就是特朗普上臺的強大力量，也是美國精英失落的直接根源。
很明顯，美國公共政策的權貴主導格局造成的后果是對代議民主制度是極其嚴重的打擊，這一打擊直接引發了美國民主的合法性危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奧巴馬上臺就是美國選民期待改變這一格局努力的產物，奧巴馬漂亮的口號“Change, Yes, We can”點燃了無數選民的熱情。然而，八年下來，奧巴馬的諾言并沒有完全兌現，美國人并沒有看到華盛頓發生根本的改變。美國人不希望和奧巴馬立場相近的希拉里繼續延續這一格局，而期待一個毫無華盛頓政治經驗的門外漢繼續改變美國這一使命，恰好特朗普口無遮攔、敢說敢作敢當的彪悍性格非常投美國選民的口味，盡管我們還不能足夠確信特朗普能否榮膺美國選民的期待，但美國2016年大選表明，長期政治冷漠的選民已經不再冷漠，即使這一次特朗普不能當選，下一屆也會卷土重來。因此，至少對美國而言，特朗普變局的意義在于，它宣告傳統的自由民主制度出現了重大的問題，特朗普抓住了美國自下而上改變的機遇，試圖為失去生機和活力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社會公共精神重新煥發生機，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至于他能否做到這一點，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