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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明銘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
北京時間11月9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選前輿論極不看好的情況下逆轉獲勝，已確定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特朗普“意外”當選，對國際社會已開始造成強有力的沖擊，日本政府亦在其列。安倍政權此前早已斷定，希拉里將穩操勝券入主白宮，甚至已在安排明年與希拉里的“日美首腦會晤”。如今特朗普當選，令安倍非常尷尬，如何迅速修補、拉近與白宮新主人的關系，已成為安倍未來一項緊要任務。
然而更為棘手的是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所表露出的戰略收縮意圖。他曾表示，要將美國的注意力轉回國內，要日韓等盟國分擔美國實施安全保證的費用。令日美關系又蒙上了一層不確定的陰影。特朗普的上臺，對于安倍政權意味著什么？
筆者認為，短時間內日本可能會對日美關系的新態勢進行摸索，但從歷史經驗預測，安倍內閣所一直希望的修憲事業的步伐可能會大大加快。
一般而言，在日本政壇要想有所作為，須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自民黨內支持，二是掌握國會，三是美國認可。在修憲問題上，這三要素已成其二：自民黨內安倍已無對手，修憲勢力亦已經占日本國會三分之二議席，日本媒體更將2016年視為日本“修憲元年”。唯獨是美國因素仍存變數，美國一直以來對于日本這位二戰時的主要對手重整軍備至少保持著最低限度的警惕，不肯輕易點頭。然而特朗普的上臺，可能會成為日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機會。
盡管從參選言論來看，特朗普對美國外交的表述有模糊和隨意的地方，但總體而言，加速自奧巴馬時代開始的戰略收縮意圖是比較明顯的。這種收縮戰略并非一般分析所言的，是要回復到二戰之前的“孤立主義”政策。事實上，自冷戰以來，美國政府已經多次采取過此類收縮行為以積攢實力。在戰略收縮期間，美國希望其盟友能夠承擔更多安保責任，作為交換，美國也會在外交安保方面允許這些國家有更多的自主權。
因此，每一次美國戰略收縮期，都是日本突破和平憲法，擴充軍備的黃金期。例如，1950年代中后期，隨著美國決議從朝鮮戰爭中撤出，為避免戰爭結束后亞洲出現的力量真空為蘇聯所占據，美國馬上要求允許施行和平憲法不到10年的日本可以“考慮”行使集體自衛權。1955年8月30日國務卿杜勒斯訪問日本時，就要求日本在關島遭到可能來自蘇聯的攻擊時，派遣自衛隊支援，這也是日本憲法精神第一次遭到明顯的破壞。1970年代越南戰爭結束后，美國政府又采取了同樣的措施，在1978年出臺的《日美防務合作指針》大大強化了自衛隊的軍事能力。到了2004年，隨著布什政府需要集中力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2004年7月21日，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阿米蒂奇就稱放棄戰爭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正在變成加強日美同盟的“一個障礙”。為當時小泉純一郎內閣的一系列修憲行為大開綠燈。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宣稱“美國優先主義”，放棄部分國際義務，但美國出于維系霸權的需要，不會也不可能真正放棄這些亞洲盟友。特朗普執政后，可能會要求日本為美國在亞洲的安保存在分擔費用（交保護費），甚至讓日本自行承擔部分安保責任，但也正因為如此，日本也能夠反過來向美國要求更多的安全防衛自主權，迫使美國在修改憲法問題上最后點頭。除此之外，安倍政權完全有可能利用即將而來的美國戰略收縮態勢恐嚇國內選民，讓他們相信，面對所謂“中國威脅”時，除了修改憲法重整軍備外別無他途，從而達到進一步加快修憲時間表的目的。安倍政權修改憲法的步驟正緩慢卻又不可逆轉的向前推進，安倍的“終生夙愿”可能不久就要“夢想成真”。東亞國際形勢的未來愈發不明朗，需要我們更加謹慎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