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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夏珠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擁有8875.8萬黨員（截至2015年底）的超大型政黨，其成員總數超過德國等歐洲大國人口。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要領導和治理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國家，黨首先必須嚴格淬煉、鍛造自身，以全面從嚴治黨來保障和推動高效治國。從這個意義上講，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嚴格黨內監督，提高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確保黨的純潔性、先進性、革命性，不僅關及黨自身的生死存亡，也關及民族偉業的興衰成敗。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十分重視黨的建設，在按照五位一體總布局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過程中，始終將全面從嚴治黨作為戰略之魂、軍帳之帥。通過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有效抑制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黨風、政風、軍風乃至整個社會風氣為之一新；堅持鐵腕反腐，以極大的政治決心和政治勇氣嚴懲貪污腐化分子，達到了齊黨心、穩軍心、得民心的巨大政治效果。通過強調“四個意識”、倡導“三嚴三實”、推動“兩學一做”，加強了黨的團結統一、提高了黨員的黨性修養、強化了黨內學習教育、嚴肅了黨內政治生活、凈化了黨內政治生態。
誠然，在我們為十八大以來黨的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歡欣鼓舞的同時，必須冷靜思考一個更加根本、更加長遠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如何建構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體系，從而確保全面從嚴治黨戰略持續、有效推進？鑒于黨的建設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法治國家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就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進程中，不斷改革和完善黨內法規體系，不斷將全面從嚴治黨的具體做法、措施、經驗進行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黨的建設的制度化水平。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十分重視黨內制度建設。
從制定“中央八項規定”，到修訂《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到出臺《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在短短4年內，中央創設或修訂的黨內法規超過50部，占現行150多部中央黨內法規的三分之一多。黨章是黨內根本大法，是黨內政治生活的總規矩，基此創設的全部中央黨內法規與黨章一道構成了黨的制度體系，它們和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作風、優良傳統、優良方法共同構成了黨的政治規矩，全體黨員務須嚴格遵循。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受市場經濟以及形形色色西方價值觀念的影響，部分黨員同志的理想信念變得淡薄、黨性觀念變得淡漠，“黨內政治生活不經常、不認真、不嚴肅的問題比較普遍。一是庸俗化。不講黨性講關系、不講原則講圓滑、不講正氣講‘和氣’，把批評和自我批評變成‘表揚和自我表揚’。二是隨意化。一些黨組織不按章辦事，黨內政治生活不及時、不堅持、不規范，黨內情況不通報不反映，黨內政治生活說起來重要、忙起來不要。三是平淡化。開會時看‘出勤’而不講效果，討論時也發言而不管質量，習慣念報紙、讀文件，照本宣科走過場，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習近平總書記嚴正指出：“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制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愿、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習近平總書記的“七個有之”高度概括了黨內政治生活存在的問題。
十八屆六中全會聚焦全面從嚴治黨這一重大歷史課題，為全黨制定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修訂黨內監督條例，必將進一步完善黨的政治規矩。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對于每一名黨員來說，既是行動指南，也是行動鐵律，是任何一名黨員參與黨內政治生活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黨內監督條例，既是黨內法規之一，也是監督黨內法規貫徹、執行情況的法規，是連接黨內法規和黨內政治生活、政治實踐的制度紐帶。因此，制定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修訂黨內監督條例，不僅會進一步完善黨內政治規矩，而且必將使得各項政治規矩有效地運轉起來。
總之，十八屆六中全會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的創制成果，必將對建構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體系、確保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持續有效推進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從而將黨的建設的科學化水平推向新的高度，進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鍛造堅強的領導核心、提供堅實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