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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落后東西的必要因素”
在海外學界出版的許多黨史、國史和領袖傳記中也就長征這一“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業績”，做出了經典性的描寫和闡述。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專門談到了長征，他將長征比作《圣經》中的“出埃及記”。他認為長征有兩個重要結果，一是為中共“找到一個新的根據地”“安定的地方整頓自己”，另一個是“促進了新的領袖的出現”——毛澤東，長征也為他找到了“最親密的同事”——周恩來，這個“有偉大才能的、神奇般的人”。
研究新中國史的著作《毛澤東的中國及其之后發展》就強調，“長征是一個充滿政治上和心理上重要意義的事件。”在政治上，毛澤東通過長征重新獲得黨和軍隊的領導權，把革命隊伍帶到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地區，這里可以“實現他們要對日本人作戰的誓言”，從而“實現愛國和革命的目標”；在心理上，長征給了人們以極其重要的希望和信心，也孕育了“延安精神”的核心——“奮斗不息、英勇犧牲、自我克制、勤奮、勇敢和無私”等美德。“傳記天才”特里爾在《毛澤東傳》中也突出強調了長征的心理意義，“一切嶄新的社會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共產主義中國就誕生于長征的汗水、鮮血和冰雪之中，它激發了戰士們對新社會的渴望，也培養了他們的使命感。”
1981年7月，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曾偕家人重走了一段長征路，并給《生活》雜志發表了《一個美國家庭重走長征路》一文。重走長征路使布熱津斯基更深入地了解中國特別是當代中國的一些歷史事件。布熱津斯基對長征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長征及其精神遺產為塑造非凡的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剛剛嶄露頭角的新中國來說，長征的意義絕不只是一部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它是克服落后東西的必要因素——國家統一精神的提示。”
80年的滄海桑田，紅軍走過的山山水水依然在春夏秋冬的交替之中，也許已改變了容顏，但歷史不會改變，人們不會忘記，長征較之公元前400年希臘人從波斯到黑海的撤退，是“一次更加雄偉的壯舉”。在世界軍事史專家格里菲斯看來，中國紅軍“能夠忍耐難以言狀的艱難困苦；能夠戰勝途中大自然好像決意要阻撓他們前進而向他們提出的一切挑戰；能夠擊敗下定決心要消滅他們的敵人而達到自己的目的”。英雄的紅軍用鮮血和汗水繪成了20世紀中國最悲壯的畫卷，在今天、在未來，它仍會吸引全世界的人們去思考、鼓舞他們去奮斗。
（作者：薛琳 王志，中國延安干部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