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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明銘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
臨近日本靖國神社秋季祭典，據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首相安倍晉三已基本決定不去參拜。無獨有偶，在前些天官房長官菅義偉在接受鳳凰衛視的采訪時就曾表示：安倍自執政以來，對中日關系的改善做了很多工作，并正在積極籌備年底召開的中日韓首腦峰會。
進入2016下半年后，日本政府頻繁對華施放善意，引起各方關注。有輿論認為，這可能預示著中日關系的不正常局面會有所轉機。那么，安倍政權釋放的這些善意有多少份量呢？筆者認為，縱觀安倍外交近四年的發展軌跡，這種想法可能有點一廂情愿。只能說明，中日關系已逐步進入一種“冷和平”的新常態。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崛起并逐漸在東亞舞臺上占據舉足輕重的角色，而日本卻長期處于經濟低迷狀態，中日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這一背景下，圍繞如何重新審視中日關系這一議題，日本對華外交的理念產生了明顯分歧：一方面希望遏制中國崛起，維系和奪回日本在亞洲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又希望搭上中國發展的便車，盡快脫離“失去的二十年”的惡夢。正是在這種矛盾的狀態下，導致從小泉執政到安倍二次執政時，日本外交在親華和反華間搖擺、漂流、演變。這成為安倍二次執政以來日本對華外交戰略調整的基礎。
安倍二次執政以后，通過中日四點原則共識的達成和安倍對中國實現的數次首腦訪問等多項措施，對因釣魚島而嚴重受損的中日關系進行修補，暫時穩定住了中日關系。
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安倍主觀上對中日友好“有功”，對于旨在始終關注其政權的鞏固，堅持打造長期政權的他來講，只不過是吸取了前任民主黨內閣因中日關系破損而下臺的教訓而已。安倍曾向日本民眾許諾，自己上臺后要謀求“奪回強大日本”，這也成為了其對外戰略的總體目標。因此其認為，需要對中國這一地緣戰略競爭對手進行遏制，拓展其全球影響力空間來維護并增進日本的國家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安倍適應日本國內外戰略環境變化的需要。面對中日國力出現逆轉，安倍需要發展經濟提振國民士氣，也堅持將崛起的中國力量視為一種地區威脅，從而謀求釋放自身的安保力量束縛，保證自身戰略制定的自主性，并在此基礎上維護日本的國家戰略利益。這也意味著，安倍二次執政后日本對華外交，并不是冰釋前嫌、友善往來，而是較其第一次執政時期和民主黨時期的對華實踐更為強硬，更為頑固。
2014年以后，隨著安倍內閣在執政黨內地位的基本穩固，其對華外交進入了全面遏制狀態，通過一意孤行地大量耗費國家資源，處處圍堵、擾亂中國的戰略利益。如對抗中國“一帶一路”戰略，鼓勵日企采納“中國加一”戰略，與中國爭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影響力，同時，加入TPP談判對抗中國的區域經濟整合計劃，將TPP的重要性置于中日韓自貿區之上；軍事上謀求安全菱形同盟，為增加對華戰略手段，安倍對日本制度進行改革，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和清除了使用武力的制度障礙，在國際舞臺上強調中國的軍事威脅，意圖拉攏某些大國應對“中國威脅”。
然而由于實力有限，日本政府始終沒有勇氣與中國展開全面對抗。中日兩國互為重要的經濟伙伴，在目前安倍經濟學乏力的背景下，借力中國崛起提振國內經濟，也迫使安倍不能做的太出格。另一方面，過于強調全方位遏制中國，不僅徒耗日本國力，客觀上也導致日本外交與美國更為緊密的綁在了一起，使日本進一步淪為美國全球戰略的棋子，降低了日本的自主性，損害了日本國際地位。這對于要“奪回強大日本”，爭取修憲成為“正常國家”的安倍來說，也是難以接受的。這也是為什么近四年來每當中日關系達到臨界點時，日本總會“補救”的原因。
由此看來，中日兩國進入到一種兩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互惠互利、往來不絕”階段的“冷和平”階段—— 但這卻是一種抽去了友好、互信、真誠合作精神的政經分離的低階關系。中日兩個大國因此陷入了戰術互損而非互利互助的困境，這對于兩個正在圖強振興的民族來說并非幸事。對于日本的“善意”，我們只能力所能及采取現實主義思維，在這之中尋找公約數共識，謀求害取其輕、利取其大的實現途徑。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這也是在提醒日方，解決中日關系困局的鑰匙，始終在日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