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潮州市紀委查處了潮州市湘橋區委原副書記、區長陳鵬嚴重違紀案。在紀律審查期間，他寫下10份悔過書，文中多次出現“窮人的錢不能收，老板的錢收一點也無所謂”，“不收錢是不近人情”，“劫富不劫貧”等思想，并始終認為“自己本質是不壞的”。（9月12日《廣州日報》）

一個人做事，尤其是做一些違背法律或社會倫理道德的事情時，必須首先說服自己，做起來才會心安理得。否則，負罪感和良心的不安對其的折磨，并不亞于落馬后的牢獄生活。但是，一個原本擁有正常的是非觀和道德理念的人，走向自己的反面，去干那些不道德甚至違法犯罪的事情時，找到一個能夠說服自己的理由并非易事，不是心一橫靠著厚臉皮就能完成的。這位落馬區長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說服自己去貪腐”的絕佳樣本。

縱觀二十四史，富庶、安定的時代無一不是商業繁榮的時代，但是奇怪的是，我國的古代社會卻又普遍缺乏對私有財產的保護，重農抑商的傳統也讓人們對從事商業活動的群體抱有深深的偏見，以至于“無奸不商”、“為富不仁”的觀念深入人心，而“劫富濟貧”的所謂豪俠之士也總能在民間得到無限的同情甚至是景仰。

在“發展是硬道理”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今天，這樣的貶低商業行為、歧視商人群體的觀念早已沒有了生存的土壤，但由于歷史的慣性作用作祟，其影響卻仍然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存在。至少，這些陳舊的觀念仍然可以被某些人當作說明自己心安理得從事某些活動的借口——比如某些官員的腐敗活動。

既然你“為富不仁”，我的收錢行為就有了“劫富”的意味，“劫富”是正義的，所以，我的收錢行為也是正義的；我也是有“原則”的人，“窮人的錢不能收”，即“不劫貧”，這樣對于古代那種既劫富又劫貧的魚肉百姓的官員來說，我還算得上清官呢——聽起來很有道理的樣子。于是乎，貪官們就這樣被自己說服了，貪腐也變得心安理得起來，甚至變得正義凜然起來——也難怪一些貪官一邊貪腐一邊在臺上大講反腐，對于腐敗，他們的理解或許與正常人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富人財富的來源即便不合法，在法治社會，也必須通過法律的手段去規范、去懲罰，而不用官員“親自”動手去“劫”，而且是“劫”到自家腰包里去。經濟的發展需要商業的繁榮，需要激發從事商業活動者的創造力和活力，對此，官員最主要的工作是盡職盡責依法維護好市場秩序，保障各項政策的貫徹落實。如果不僅做不到這些，還以“劫富”之名大肆斂財，就無異于向商人們加征一項“腐敗稅”，不僅加重企業負責、擾亂市場秩序，這些費用最終也會轉嫁到普通消費者身上，于國于民都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這樣的官員必須被打掉，但更應被打掉的是一些官員腦袋里的這類陳腐且危險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