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將于9月4日至5日在浙江杭州舉行。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世界各國對G20杭州峰會充滿期待，企盼中國為當前復蘇孱弱的世界經濟開出新藥方。

作為一個誕生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當中的國際經濟治理平臺，G20機制在誕生之初就被人們寄予厚望。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上，這一機制即被確定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標志著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取得重要進展。

與此同時，七國集團（G7）作為世界曾經的“政治局”，如今越來越風光不再。5月份在日本仙臺市閉幕的G7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上，西方7國就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途徑產生重大分歧——日本帶頭主張擴張財政開支，英國和德國主張更加緊縮的政策。最終各方分歧難彌，只是泛泛指出各國將根據自身情況來進行判斷。

G7在其老本行世界經濟領域尚未取得一致，卻總想“跑偏”，攪合一下本就異常復雜的國際政治話題。如在本次G7日本伊勢志摩峰會上，通過的首腦宣言竟然煞有介事地對東海和南海的情況表示關切。什么都想管，卻什么也管不好，最終不得不借助G20這個新型的、富有活力的機制來解決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緊迫問題，這不得不說是G7的悲哀和走入歷史終結期的無奈。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則是西方世界的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當前的世界，正面臨500年未有之大變局。G7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比重已從1992年的68%降至2015年的47%，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缺位，更凸顯了G7作為一個過時的“老男孩俱樂部”的特征。而有了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加入的G20，成員組成更為廣泛，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成員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的85%，貿易總額占世界貿易的75%，人口總數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看看G7成員國內部，如今已被一系列棘手事務弄得焦頭爛額。美國國內正面臨著自越戰以來最為嚴峻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政治極化令兩黨幾乎在所有內政外交問題上陷入分裂，國內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反建制主義等各種極端思潮橫行，這也才使得特朗普這樣一個之前連想都不敢想的人士，竟然能贏得共和黨總統提名；歐洲的問題更加嚴峻和緊迫，西方國家親手締造的中東亂局，如今讓歐洲人感到了切身之痛，中東難民潮水般的涌入給歐洲帶來嚴峻的社會矛盾，長期的高福利政策讓歐洲國家財政難以為繼續，英國脫歐給歐洲一體化帶來傾覆的危險；靠三支箭起家的安倍經濟學，未能解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病根，安倍政權不得已只能在“正常國家化”上大做文章、賺取民意，攪動亞洲局勢朝著多變和不安的方向發展。

反觀中國，盡管進入了經濟新常態，但是依然以6.5%—7%的中高度來增長。中國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三分之一。世界上200個左右的經濟體，中國是其中120多個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這樣的持重角色，超過了任何一個G7成員國。面臨世界經濟復蘇困境，中國開出的藥方不是某些玄之又玄的財金政策，而是聚焦世界經濟問題的最本源，提出通過結構性改革尋找全球經濟治理的“藥方”。中國方案既有說服力，又有行動力。一方面中國國內正在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此做出了帶頭示范；另一方面，中國這幾年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倡導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不斷推進與有關國家的產能合作和發展戰略對接。中國方案，既有干貨又有內容。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網站也刊文稱，中國在2016年接任G20主席國是一個具有重要象征意義的開端，為全球治理和解決大國關系問題搭建了橋梁。從根本上說，G20將為主要大國如何處理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定調。

二十國集團脫胎于七國集團，當七國集團認識到自身無法解決世界經濟的所有問題，而于1999年倡議成立了二十國集團。這種轉變的背后，反應的正是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和西方世界的衰敗。曾經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面對冷戰后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不得不放棄以往高高在上的優越感，2014年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上撰文《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細剖美國政治制度諸多流弊，結尾感嘆西方世界改革無望、“死路一條”。從G7到G20，以西方為中心的舊世界秩序正在終結，發展中國家集體崛起和多極化世界圖景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

（作者：張夢旭，人民日報社國際部國際評論編輯室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