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戶籍制度限制，有利于供給側改革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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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師
勞動和資本作為生產過程中的兩大基本投入要素，受市場信號的引導，從低生產率和低回報率的行業部門，流向高生產率和高回報率的行業部門，推動提高社會整體生產率，實現要素的最優配置和最高回報率。這也是制度改革紅利產生的基本邏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有效消除了國內市場資本要素的流動限制，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地區遷移的障礙也逐漸減少。資本要素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優化配置，勞動力得以從農業部門配置到生產率更高的非農部門，從而推動生產率進步和經濟增長。
城鎮化進程釋放的增長潛力，一部分來源于要素積累規模效應，城市經濟集聚了大量資本和勞動要素，擴大了生產規模；另一部分來自于要素再配置效應，城市經濟吸引了更多要素從農業部門和農村地區流入工業和服務業部門，提高要素生產率。在人口拐點階段，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最主要增長潛力來自勞動力要素的再配置效應，要依靠生產效率的提高。因此，要釋放生產率進步的增長潛力，必須要保障勞動要素的自由遷徙和定居，實現人才的優化配置。
全面放開高校畢業生等落戶限制，是釋放新型城鎮化內需潛力的創新之舉
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我國許多城市依然存在著戶籍限制，城鎮常住非戶籍人口在就業機會和享受公共服務等方面仍然存在限制。在我國高等教育快速擴張的進程中，戶口一度變成了大學畢業生進入城市就業和生活的“入場券”，尤其是諸如京上廣深等地區，追求戶口更是求職者夢寐以求的目標。實際上，戶籍制度因各種附加福利而產生職能漂移，扭曲了城鄉和地區之間的勞動要素配置，造成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顯著落后于城鎮化發展節奏，制約了城鎮地區內需潛力的釋放，降低了城市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因此，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必須要及時破除新型城鎮化的制度障礙，推進戶籍人口城鎮化進程。
規模龐大的高校畢業生和海外留學歸國人員，為消除戶籍制度障礙和推進新型城鎮化提供了改革窗口。數據顯示，當前我國高校畢業生已經超過了700萬人，出國留學人員也達到了45萬人，其中超過70%的在外留學生表示學成以后要回國。可以預測，在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和新生人口比例逐漸下降的趨勢下，高校畢業生和海外留學生的比例將會持續上升。高素質人才對經濟社會發展重要性不言而喻，關鍵在于如何吸引高校畢業生和留學歸國人員，釋放新型城鎮化內需的潛力。對此，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除極少數超大城市外，全面放開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和留學歸國人員等落戶限制，更好地發揮人才的集聚優勢和創新優勢。通過消除落戶限制和配套政策，實現高素質人才的集聚，更好地服務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以創新創業進一步推動新型城鎮化。
破除戶籍制度限制，有利于推進供給側改革
中央適時提出放開戶籍限制，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同時也是釋放城市經濟增長潛力和推動供給側改革的重要舉措。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將創造性地統籌城市人口的需求與供給。一方面，通過打破戶籍二元限制，實現城鄉間人口的自由遷徙自由定居，構建完善而統一的城鄉要素市場和需求市場，有利于加速戶籍人口城鎮化進程，釋放受到制度抑制的農業人口融入城市的發展需求。目前我國城鎮地區集中了2億多流動人口，大部分群體有落戶需求。如果能夠順利實現就近戶籍城鎮化，將帶動城鎮人口規模大幅度提升，由此釋放巨大的住房、教育、醫療、實證等方面的投資需求。另一方面，由新型城鎮化釋放的潛在需求，能夠有效引導供給側的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創新等要素的再配置，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降低供給成本，提高供給效率，為進一步擴大需求創造供給基礎，從而實現供給與需求的良性循環，扭轉供需錯配的格局，避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進一步下滑。
當然，戶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和供給側改革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需要更好地兼顧城市自身的長遠發展規劃。對于全部未落戶的城鎮常住人口，國務院也明確要求各地結合實際制定居住證暫行條例細則，使這部分人口也能享有居住地的義務教育、就業、醫療、法律援助等多項基本公共服務。而且，隨著未來戶籍改革的持續推進，戶籍限制的持續放松，戶籍人口規模增長將進一步考驗城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供給，以及市場建設的質量。換句話說，破除戶籍限制只是新階段改革的起點，隨戶籍人口城鎮化加速而需要配套的市政硬件和軟件設施建設，才是真正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