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霏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博士后

十八屆五中全會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的最后一次綱領性會議，它的召開為“十三五規劃”做出了全面的布局和具有決定性的引導。在這次全會上確立了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綠色環保理念由來已久，無論是歷年來的政策法律文件，還是對外國家交往與國際合作中，都圍繞著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等相關議題開展了長期有益的實踐探索。在長時域視角下，如何理解和定位此次“綠色發展”理念的提出？“綠色發展”在當前的發展階段中突出地強調了哪些內容，它的著力點和發展點又在哪里？

從“五位一體”的生態文明到“五大發展”的綠色發展

綠色環保理念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中從未缺席，在1980年編制的六五計劃中就明確指出“加強環境保護”，1990年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則將“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十五大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十七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直至十八大系統論述包括生態文明在內的“五位一體”建設格局……可以說，在“綠色發展”理念提出之前，環保理念在我國的政治文本中一直存在著。

然而若將這些政策文本與治理情景統籌起來，就會發現相似的環保理念其實貫穿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若干不同階段。九十年代之前的環境保護主要發生在農業生產條件下，當然也包括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鄉鎮企業建設。這一時期主要解決的矛盾是由人口擴張導致的資源需求劇增與保護生態平衡之間的矛盾。九十年代以來的環境保護所針對的治理情景部分地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工業高速增長基本上是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三高一低”經濟增長方式下實現的。此時強調環境保護主要應對的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與生態、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在粗放型發展結構中，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注定近乎零和博弈，注重發展必然要犧牲環境。在“發展是第一要務”的指導下，環境保護便被放置于發展之后，大多地方政府都奉行著“先發展后治理”的執政原則。

這種發展邏輯在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體”建設格局和十八屆五中全會的“綠色發展”理念中得到逐步的修正。在“小康社會”和“美麗中國”統攝下的五位一體格局明確將生態文明列入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換言之，發展與環境之間不存在先后順序，都是小康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要件。而要實現這一建設格局，就意味著傳統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升級，從以資源、能源投入為主的“黑色經濟”轉向“綠色經濟”，綠色發展的首要意義就在于為環境目標與經濟發展的主流決策找到互通共容的接口，形成強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相統一的可持續發展方式。此外，除了經濟建設，綠色發展從生態文明的層面上將政治建設、社會建設與文化建設統和在一起，著力以民眾的綠色幸福感為依歸營造和諧、共享的“小康社會”。

綠色經濟的長遠與眼下

綠色經濟理念是在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中普及開來，各國紛紛推行“綠色新政”，謀劃著在后危機時期通過加大綠色投資催生新的產業革命。對于中國而言，有幸的是“綠色發展”已經從發展理念走向操作實踐層面，聯合國環境署出臺的《綠色經濟倡議》羅列出可作為經濟增長新支柱的若干特定綠色部門，例如可再生能源、綠色工業、公共交通、高效燃料和零排放交通工具、綠色城市和建筑、有機農業、廢物管理和循環利用、水資源保護、可持續林業和漁業等。部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也率先實踐了這一倡議，例如加拿大啟動的“生態禮物項目”，凡自愿將生態脆弱的經營土地轉換為環境保護用途，均免除其土地稅；澳大利亞聯盟政府設立“礦產關閉基金”，將企業上繳部分用于礦產關閉后的生態恢復或產業轉型；同樣在澳大利亞推行的生物多樣性信用額交易，根據對劃定的生物庫內的評估結果確定信用額，通過購買等額度的保護區換取在其他區域的土地開發權利。

由此可見，綠色經濟的發展是多層次的，除了依托市場資金、市場主體向環保產業、低碳產業的集聚，還需要政府在環境資源的開發與配置過程中扮演制度設計者和監管者的角色。但無論是聯合國環保署還是實踐中的國家都承認，這種由“弱可持續發展”向“強可持續發展”的轉變是一個中長期計劃，無論是經濟效益還是環境效益都并非立竿見影的。而現下將面臨的困境，也就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陣痛，確是實實在在的。前三十年的粗放增長形成了積重難返的路徑依賴，即使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江浙一帶，許多地方支柱產業仍然建立在高污染、高耗能的基礎上，大規模的關停并轉給地方財政造成了沉重的壓力，對于以此維系生存的家庭作坊、中小企業而言更是生死攸關。綠色轉型的陣痛是地方政府面臨的沉重考驗，構架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為青年與失業者提供綠色發展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通過政策扶持與項目引進尋找新的發展動力、引導中小企業朝向規范化與技術化升級……這一系列舉措構成了轉型的系統保障，必須多頭并進，打綜合拳。

共享的發展與綠色的幸福指數

從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來看，發展是復雜的有機體，無論自然的發展、科技的發展、經濟的發展還是社會的發展，最終都是為了人的發展。因而五大發展理念最終落腳于提高民眾生活水平與幸福指數的“共享發展”。從共享發展視角看，綠色經濟僅僅是發展的物質基礎，它能否普惠民眾、能否將增長成果轉化為民生需求則是決定民眾幸福感的關鍵環節。

掠奪式增長導致的環境惡化與民眾對生活質量要求的提升之間的張力越來越大，民眾已經開始改變對物質財富的單一聚焦，而將生活環境納入到幸福指數的衡量范疇中，形成新型的“綠色幸福指數”。一些統計數據的研究表明，資源優勢包括城市綠地的增加并不會直接地提升居民的綠色幸福感，相反包括天氣質量、工業污染處理情況以及城鎮污水處理情況則是居民較為敏感的，與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何近年來“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鄰避運動層出不窮，為了捍衛居住環境很容易引發周邊居民的堅決抵制甚至集體抗爭；同時民眾將霧霾視得“比非典還可怕”，對于PM2.5的關注甚至超過了對物價指數和滬深股市指數的熱度。

要通過綠色發展提升民眾的幸福指數，關鍵在于政府、市場主體、社會組織乃至普通民眾尋找到有效的機制，共同合力去營造一個美麗、健康而和諧的居住空間。首先是提升居住環境，包括對工業污染和城鎮污水的處理，加大對“霧霾”的治理力度，重視同時兼具綠化美化與民生休閑的公共設施建設；其次是合力倡導資源循環利用、低污染生產和低碳生活。例如政府提升企業環境監控的標準和處罰力度；企業主體重視對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民眾培養綠色出行、環保出行，加大對軌道交通等公共交通的利用；最后其實也是最艱巨的任務就是培養民眾的“綠色文化”。所謂“綠色文化”不僅是指由綠色植物形成的文化，例如草原文化、花卉文化和森林文化，還泛指與環保意識、生態意識等綠色理念相關聯的文化，例如生態倫理、生態美學與生態藝術等?；诶砟畹摹熬G色文化”其實也是有機地嵌入到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當中，例如綠色營銷、綠色消費、綠色政黨、綠色新政以及綠色教育、綠色公益，等等。總而言之，綠色文化的發展通過改變一個社會主導的思想觀念、行為模式和生活習慣，將保護環境、平衡生態和節約資源帶到各個領域。

（稿件來源：觀點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