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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民間資本松綁，為民營資本找“出路”不僅是為了拓寬融資渠道，更重要的是做強民營資本，使之成為中國經濟新的競爭優勢。引導民營資本“走出去”，在更大范圍參與國際競爭正成為中國戰略轉型的新動向。
近十年間，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民間資本規模呈現幾何級數爆發增長，但由于民間資本較為集中的區域，均衍生出復雜隱秘而發達的民間金融網絡，幾乎沒有任何機構能夠準確掌握民間資本的實際規模、投向以及其中錯綜復雜的生態鏈條。根據央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1)》，經過幾十年的積累，我國民間資本已經十分雄厚，山西、溫州、鄂爾多斯三地民間資本量分別達到約1萬億元、5200億元、2200億元，然而如此龐大的資本并未流向實體經濟，而是大都形成了“以錢生錢”的自我循環，由此，產業空心化、房地產泡沫、瘋狂的高利貸?????，所有的經濟金融亂象并發而生。
因此，如何支持民營資本發展，讓民營資本回歸“實體”再次成為“焦點話題”中的“焦點”。民營資本的“出路”到底何在？在2010年5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新國36條）就明確指出，要“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并就開展國際化經營、培育民營跨國企業和國際知名品牌、支持組成聯合體“抱團出海”，共同開展多種形式的境外投資等內容提出了指導性意見。民營資本如何下好“全球化”這盤棋無論是對于自身，還是中國整體戰略轉型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事實上，當前民營企業海外拓展的意愿明顯增強，調查顯示，未來3年擬在海外進行投資的企業比過去明顯上升。根據商務部統計數據，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國有企業所占份額正在逐年下降，在過去五年里，已經由81%（2006年末）減少到66%（2010年末）。據統計，2010年，民營企業500強中，累計共有137家開展了對外投資，投資企業和項目592個，投資額達61.8億美元，比2009年增長174%。
民營資本“出海”的意愿和活躍性都很高，但是國企仍占據“海外投資”的絕對主導作用。2010年，中央直屬國企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到424.4億美元，占總流量的70.5%。特別是民營資本還面臨著比國企更多的挑戰和現實困境：一是由于金融銀行的支持以及國有企業利潤留存等原因，導致在國有企業流動性相對充裕，而民營企業缺乏資金支持，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還沒有有效的銜接，無形資產在國外抵押受限，融資比較困難；二是國家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銀行的優惠貸款往往只對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感興趣。因此，中小民營企業只能依靠商業銀行貸款，造成“走出去”成本提高；三是由于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究和開發需要大量時間和成本投入，且具有很高風險。民營企業單純依靠自己能力已經很難掌握競爭的主動權，迫切需要國家的科技支持。
民營資本“走出去”應該正成為中國經濟戰略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應積極引導和鼓勵民營資本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參與全球合作，做強做大民營資本。
在海外布局方面，應該以產業布局和提升競爭力為切入點，提高民營資本海外布局的效率和效益。應該鼓勵和支持民營資本以先進制造業發展和資源開發為重點，通過對外投資辦廠、兼并收購、資源開發等多種形式，參與境外稀缺資源和能源開發，收購境外優質企業、研發機構、營銷網絡和知名品牌，全方位參與國際競爭。不僅使一批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走出去”，而且也應該鼓勵一些逐漸喪失優勢的傳統產業 “走出去”。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走出去”主要投向歐美發達國家，以獲取品牌、技術、渠道或設立研發中心、銷售中心為主；一些逐漸喪失優勢的傳統產業，因為產品價廉物美適合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也得以轉移出去，進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在金融支撐方面，需要開展境外項目貸款、股權融資、離岸金融等全方位服務。可以參照國外經驗設立特別金融機構或建立特別基金，例如英聯邦開發公司、德意志開發公司、丹麥工業化基金、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日本海外經濟合作基金、韓國進出口銀行、亞洲四小龍的“海外創業資本基金”、“海外損失準備金制度”等，幫助中小企業實現海外融資的便利性。此外，在制度設計上，鼓勵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目前最重要的金融支持政策是改革外匯管理制度，放松外匯管制，通過“藏匯于民”的方式實現對外直接投資自由化，允許更多國內銀行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或與境外銀行建立代理關系，通過產融結合的方式，支持民企“走出去”。
在網絡構建方面，由于中國企業大規模開展對外投資的歷史并不長，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觀察才能總結出足夠多的、具有借鑒意義的經驗和規律，并建立起海外市場信息網絡。由于民企“走出去”也會面對可能出現的“玻璃墻”。因此，在這方面，商業服務機構能夠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它們經驗豐富，擁有全球網絡，能夠幫助企業更好地尋找項目、把握投資方向和進退時機，更全面地發現交易風險、制定保護條款，從而把風險降低到較低的水平。?? （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