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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在全國經常項目外匯管理工作會議上，國家外匯局表示，今年將深化外儲管理改革。如何實現更深層次破題，如何讓外儲在邁向強國進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國正在尋找新的答案。
隨著中國經濟的“跨臺階”增長，中國外匯儲備也經歷了爆發式增長，尤其是“十一五”期間，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年均增長28.3%。從1996年中國外匯儲備底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到2006年突破1萬億大關，用了十年時間，而到2009年突破2萬億大關再到2011年突破3萬億大關，五年時間就邁過了三個臺階。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1975萬億美元，同比大幅增長30.3%，這占到全球外匯儲備9.4萬億美元的近三成，是排名第二的日本外儲的三倍，接近德國全年的國民生產總值（3.5萬億美元）。如果按照人均計算，3.2萬億美元外儲相當于我國每人持有2386.68美元；如果按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折算是2010年我國進出口貿易額的1.08倍，占2010年GDP的一半以上，外儲已經成為我國國民財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對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和利益分配過程產生深遠影響。
然而，與其他發達債權大國的性質不同，我國的債權性質是典型的“官方債權國（也稱官方儲備國）”。如果一國的對外投資是以直接投資、私人性質的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為主體，可稱為“私人債權國（私人儲備國）”；如果一國對外投資是以儲備資產或官方貸款為主要形式則為“官方債權國”。
而從更廣義上的外匯資產來看，2011年6月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46152億美元，對外金融負債26301億美元，對外金融凈資產19851億美元.在對外金融資產中，儲備資產32706億美元，占對外金融資產71%,外匯資產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間外匯資金蓄水池有限。從國際上橫向比較來看，美國官方的外匯儲備雖然只有我國的1/5，但是美國民間所持有的外匯價值達9萬億美元之巨；日本的官方外匯儲備為1萬多億美元，而日本民間所持有的外匯高達3萬多億美元。
官方債權大國帶來了較大的集中風險管理問題。經濟不斷累積以國際性貨幣持有的外國流動債權，所產生的貨幣不匹配將使國內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難以實現均衡，也使貨幣當局對貨幣和流動性的管理變得更加困難。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我國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這使我國的基礎貨幣供應被動受制于外匯供求，大大增加了基礎貨幣調控的難度。近年來，外匯占款存量占基礎貨幣存量的比例不斷提高，2006年已經達到108.49%，而外匯占款增量占基礎貨幣增量的比例，在2001年、2003年就超出了100%，2004年、2005年甚至超過200%。
另一方面，央行還面臨“不可能三角悖論”。在資本跨國流動渠道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提高利率會吸引以套匯、套利或套價為目的的國際投機資本更大規模流入，這反過來會加大沖銷壓力。也就是說，在國際資本流動自由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我們試圖穩定匯率，就必然難以繞開“不可能三角困境”，貨幣政策自主性受到嚴重挑戰。
從這個層面上講，同樣是出口和順差大國的日本經驗值得借鑒。隨著日元升值和產業轉移的推進，2005年提出由“貿易立國”戰略向“投資立國”戰略轉變，以提高對外資產收益率為中心，改善國際投資的結構和質量，提出要到2030年力圖把所得收支盈余對GDP的比率提高一倍。近5年日本每年海外證券利息收入在500億美元以上，日本企業的資本利得及海外進賬也極其巨大，所得收支盈余已經成為日本重要的外匯儲備來源。可見，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性質的區分才是決定一國外儲結構的關鍵所在。
對中國而言，如何改變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結構，真正實現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路徑轉變意義重大。在對外匯儲備結構考察中需要關注四大關系，即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的比例；美元儲備與非美貨幣儲備的比例；流動性高的資產與收益率高的資產的比例；放在美國銀行和分散放在其他國家銀行的儲備資產的比例。這四大比例關系可以概括為：安全性、真實性、流動性、盈利性四原則。
在這四大比例關系中，第一位是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的比例。儲備的重點放在民間不僅僅是“藏匯于民”那樣簡單，它首先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財富水平、儲備水平和匯率水平是否真實。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定價權越來越不依靠政府，只有民間儲備大于官方外匯儲備時，這個國家真正富強了，當企業和老百姓敢于持有外匯資產才說明他對本國貨幣更有信心，這個國家的匯率才是真實的。
因此，中國需要啟動新一輪外匯管理體制的全面改革，通過新的制度安排促進儲備結構的調整。首先，可以劃定官方外匯儲備規模。按照外匯儲備功能的多樣性，將外匯儲備分為基礎性外匯儲備、戰略性外匯儲備、以及收益性外匯儲備三個層次，各個層次均對應不同目標和相應的規模。在制定外匯合理規模的基礎上，將一部分外匯資產從央行的資產負債中移出，形成其它的官方外匯資產和非官方外匯資產；其次，建立多層次外匯交易市場體制，引入多元化市場交易主體，提供規避外匯風險的對沖工具，實現靈活而又富有彈性的外匯兌換機制。最后，在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基礎上，構建完整的“走出去”外匯管理促進體系：由國家對外投資向民間對外投資轉變，應該多為“藏匯于民”創造條件，放寬每年僅限兌換5萬美元的限制，暢通民間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渠道，讓民間投資真正充當投資主角。（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